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发表了一篇题为“成长的烦恼——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的主题演讲。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了，它会给人类带来哪些烦恼和挑战？我们又要如何应对？

我们都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广泛使用，第二次是电气时代，第三次是半导体信息时代，薛澜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目前已能看到雏形。前面几次工业革命，因为历史原因，中国都没能真正参与。但今天，中国有机会能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参与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过程中了。

薛澜提出，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具体有四个方面。

首先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中间，其实存在两个悖论。首先是生产率悖论，就是说新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预期的生产率的增长。以美国为例，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在1947到1983以及2000到2007年，两个时段里，分别是2.8%和2.6%左右，但是从2007年到2014年，也就是科技大幅改变我们生活的这段时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3%左右，这要怎么解释？薛澜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很多技术是平台型技术，它们创造的价值是免费的，并没有通过市场交易反映出来。

其次还有创新悖论。政治经济学家熊彼得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创造性毁灭”，是指有新的技术创新带来更大的社会收益，但同时会让旧产业消亡，通过这种毁灭，使社会不断进步。例如，电力机车代替蒸汽机车、数码相机代替胶卷相机，都是创造性毁灭。

但荷兰学者卢克索特近来提出“毁灭性的创造”这么一种可能，就是指一些创新仅仅对少数企业有利，对整个社会是不利的。比如，金融领域放松监管会导致很多创新只对少数金融企业有很大利益，但可能会给整个金融世界带来危害，甚至带来金融危机。比如现在的社交媒体让人们长期沉溺于手机和电子游戏，很难进入到深入思考，长此以往，是否会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影响，等等。

而不管是生产率悖论，还是创新悖论，其实都可以看做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对未来工作的颠覆。

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2010年的各项职业中，将近一半的工作在今后十年到二十年有可能被机器或人工智能替代。其中很多工作在今天是高级白领在做的，比如律师助手、房地产评估师等等。未来，也许很多人在同时做很多的临时性工作，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工作将不复存在。

第三个挑战是对社会公正、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冲击。

比如说，收入分配差距有可能变大，大量中等技能的工作被替代，社会收入分配将形成两极化状态，少数有高技能的工作者收入特别高，大批中等或低技能者则失业。再比如，生物医学进展会带来伦理道德问题，基因检测是否会带来就业歧视、保险歧视。如果未来出现可定制婴儿、延长寿命、记忆提取时，是否有一系列伦理道德的困扰出现？又比如，人工智能也可能会带来社会问题。《纽约时报》曾拿机器人写的新闻报道和记者写的新闻报道放一起让大家去辨认，90%的人都辨认不出来。如果今后机器人可以写出漂亮的文章、画出各种风格的画作，那人类还需不需要去学习？ 这些都是我们即将面临的挑战。

最后一个挑战是对公共治理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可能更加困难。政府规章制度的演变非常慢，而技术变化太快，两者很可能无法同步。其次，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更加困难。社交媒体的普及使个人可以成为公众媒体，公众常常比政府获得信息更快更多；最后，政府对公共安全的保障会更加困难。社会如此依赖网络和信息，我们的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如何保障？

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薛澜提出了几个思路。首先，要加强社会预见的研究，把社会影响的思考渗入技术选择。其次，要引入同步设计的原理，从创新源头注入社会影响。我们在之前的工业系统设计原理是先创新后治理，导致了诸多问题，如何使得治理的观念和创新同步，比如将循环经济理念渗入到工业设计中。再次，要提倡适应性治理，实现创新推进与创新治理的有机平衡。一方面，要通过合理的规制减少创新可能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规制创新的同时，减少潜在的掣肘，使得创新能够蓬勃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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