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小甜妞

生命之初

我生于一九二四年元宵节，在家乡辽宁，这时经常是摄氏零下二三十甚至四十度的天气。我母亲在怀孕期间生病，所以我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出生后体弱多病，快满周岁时，有一天高烧不退，气若游丝，马上就要断气的样子。我母亲坐在东北引用灶火余温的炕上抱着我不肯放。一位来家里过节的亲戚对她说："这个丫头已经死了，差不多没气了，你抱着她干什么？把她放开吧！"我母亲就是不放，一直哭。那时已过了午夜，我祖母说："好，叫一个长工，骑马到镇上，找个能骑马的大夫，看能不能救回这丫头的命！"这个长工到了大概是十华里外的镇上，居然找到一位医生，能骑马，也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到我们村庄里来。他进了庄院，我这条命就捡回来了。母亲抱着不肯松手的"死"孩子，变成一个活孩子，一生充满生命力。

在那个时代，初生婴儿的死亡率据统计是百分之四十左右，我那样的生命很像风中的一盏小油灯，母亲的呵护，还有命中这些"贵人"围成灯罩似地为它挡风，使它不致熄灭。

不久，这位医生又到我们村庄来医病。母亲抱我去看他，说："这孩子是您救回来的，她爸爸在德国念书，还没有给她取名字，您给她取个名字，纪念这个缘分吧！"这位医生为我取名"邦媛"，在我生命之初，给了我双重的祝福。

我长大后知道此名源出《诗经·君子偕老》:"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前几年有位读者寄给我一页影印自宋朝范成大《明湖文集》的文章，居然有一段："齐邦媛，贤德女子……"我竟然与数百年前的贤德女子同名同姓，何等荣幸又惶恐！在新世界的家庭与事业间挣扎奋斗半生的我，时常想起山村故乡的那位医生，真希望他知道，我曾努力，不辜负他在那个女子命如草芥的时代所给我的慷慨祝福。

铁岭齐家

我的幼年是个无父的世界。两岁时曾惊鸿一瞥看到父亲，风雪夜归，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隔了一天，我祖母、母亲带着哥哥和我，逃到一个比我们村庄还小的小村子里的亲戚家躲了一些时日，因为张作霖的军队在搜捕参加郭松龄兵变的齐世英，要把他一家都抓了杀掉。而我在那儿却每到天黑就哭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使得她们加倍困苦，又怕连累别人，只好回家，听天由命。

铁岭齐家，在十八世纪初由山西徐沟县（现并入太原市）到奉天（沈阳）任职文官开始到落户，到我父亲是第八代。庄院位于范家屯西边的小西山，距离中东铁路的乱石山站大约五里，家产约有四百垧（东北话读作"天"）田地（一垧约十亩），在当地算是中等大户。

我祖父齐鹏大，共有四兄弟。少年时，他不愿在乡下守着家产做"庄稼人"，跑去读军校，出身保定老速成学堂。之后在张作霖的奉军里由营长做起，又从团长升为旅长，二十多年对张大帅忠心耿耿。我父亲是他的独子，留学德国回家，满脑子救国救民的新思想，竟参加郭松龄反张作霖的革命行动，从天津挥兵出山海关到兵败，只有一个月。那时我祖父驻防河北保定，并不知情，奉军上下认为张大帅一定会杀我祖父，谁知他居然对部下说："父一辈，子一辈，不要算那个账，齐鹏大跟我这么多年，对我没有二心。他儿子浑蛋，留洋念书念糊涂了，但是不要杀他爸爸。"后来我祖父在一次小战役中受了轻伤，染了风寒而死，去世时只有五十岁。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不与日本人妥协，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本人埋伏炸死，结束了传奇式的军阀时代，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其子张学良继承名号、权势及财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

我的祖母张从周是满族人，十八岁由邻村嫁来齐家，生了一子两女，祖父从军之初她随夫驻防各地，后来因为家产需人照料而回乡定居。祖父母的庄院是祖母独自撑持的家，由她与我母亲，这两个长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带着三个幼儿、二十多个长工，春耕秋收过日子。我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后院的小黄瓜、黑浆果……冬天到结冰的小河上打滑溜，至今印象清晰。祖母是位雍容大度、温和仁厚的人，对我母亲﹣﹣她独生子的媳妇，充满了同情与怜惜。但是在那个时代，她也是由媳妇熬成婆的，她知道哪些规矩不能改变，所以虽然她对媳妇好，绝不找麻烦，对媳妇说话声音也很柔和，但规矩还是规矩，虽然家里有许多长工与佣人，但公婆吃饭时，媳妇必须在旁垂手侍立，这是"有地位人家"的样子。祖母对我最为怜惜，命也是她救的，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害她流了许多眼泪，至今我仍愧疚地记得。

爷爷回家是件大事，那年代官威很大，门口站着四个盒子炮（卫兵）。衣食讲究很多，稍不合他标准就发脾气，全家都似屏息活着，直到他返驻防地才敢喘气。我父亲说祖父也颇有新思想，但太权威，没有人敢和他辩论。我出生不久，爷爷由驻防地回家，看了一眼炕上棉被包着的小婴儿，他威风凛凛地在大厅上坐下说："把那个猫崽子丫头给我拿来看看！"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个不必"抱"的不足五斤重的婴儿竟激发了他强烈的保护天性，他下令："谁也不许欺负我这个孙女！"（尤其是我哥哥，他那壮硕的长孙）那虽是个重男轻女的时代，齐家人口少，每个孩子都宝贵，这道军令使我在家中地位大增。

祖父在军中，四十"寿诞"的礼物是一个二十岁娇弱清秀的侍妾。他移防或者去打仗的时候就把她送回老家。不久，她染肺病死了，我祖母很照顾她，把她新生的男孩（取名齐世豪）带大，这个小叔叔和我同年，常常一起玩，经常受我哥哥和堂哥们的戏弄。小叔在我祖母呵护中长大，华北沦入日军手中后，他高中毕业被征参军，有一天穿着日军制服在一个乡镇巷内，被中国的反日地下工作者由背后枪杀。

祖母寂寞抑郁一生，独子十三岁即离家去沈阳，天津，日本、德国读书，只有暑假回来，留学回来又参加革命，从此亡命天涯，一生分离直到她去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她带两个姑姑和小叔到北平去住。她中年后经常卧病在床。我两位姑姑出嫁后原来很好，大姑姑（大排行称"四姑"）齐镜寰，曾随夫石志洪去日本留学，有智慧亦有胆识。一九三三年后，我父亲回北方组织领导地下抗日工作那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前，她曾多次在北平火车站等地掩护地下工作者出入山海关，每次接送人都说是她的表弟，车站的人熟了，曾问她："你怎么那么多表弟？"其实心中大约也明白，大家都恨日本人，没有人点破，而且她常常抱着小孩子，逢年过节不露痕迹地"送礼"--﹣传递情报。在台湾还有几位"表弟"记得她，非常钦佩感念大姑姑。抗日战起，两位姑父因曾参加抗日工作，不能留在沦陷区，都与我家一起去大后方，先后病死重庆，两位姑姑带着七个孩子留在北平，与我祖母同住，尽了一切孝道。祖母因癌症逝世时，只有六十四岁。那是抗战的第一年，我们在南京沦陷前二十天逃到汉口，稍作喘息，又奔往湖南湘乡，住了半年，又千辛万苦地由湘黔公路跋涉数千里到了四川，之后在重庆才辗转得知祖母已去世一年了。我父亲终生深感歉憾。

牧草中的哭声

我外祖父裴信丞是汉人，外祖母是蒙古人，住在距我家二十里外的小镇新台子。外祖父是位富绅，家里开了磨坊，田产很多。一九 O 四年，他陪一位县督学蒋先生到"范家屯小学"视察，对小西山村来的齐氏兄弟齐世长（世英的二堂哥）和齐世英印象深刻：两人立志升学，长大了要报效国家。那天，在修身（公民）课上，他们听见身量瘦小的齐世英问老师，为什么日本人和俄国人（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 O 五年）在我的家乡打仗？他小时上私塾时，看到南山头的炮战，俄国人跑了，日本人得胜，停战之前日军曾在我家庄院驻留一两个月，直到我祖父派人回来。几年后，裴家与蒋家托地方上体面人士来提亲；蒋督学的女儿和我二伯父同岁，裴家小姐毓贞与我父亲同龄，在容貌上可说都是俊男美女，家世亦门当户对，双方家长同意就订了婚。那时我父亲与二伯父已去沈阳念中学，没有表示意见的机会。暑假中，我父亲随家中长辈到新台子镇去，说想看看裴家庄院种的东北稀有的葡萄树，就看到我十四岁的母亲。她对那见过一面的未婚夫印象不错，觉得比嫁给乡下丈夫好太多了，大约有一些美梦，想的只有美好的一面，从此对外面世界也有相当的憧憬。

我父亲自幼年受二伯父的影响最大。二伯父比他大四岁，充满了新思想。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沈阳，他就剪了辫子，九岁的弟弟很羡慕，也自己剪了辫子。他曾跟着哥哥去总督府前参加请愿开国会，跪了好几个钟头。初中的时候，因为不满学校的课程，两兄弟私自到天津考上英国教会办的新学书院，之后又赴日求学。我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官费，进东京一高，一年后分发到金泽第四高等学校。就在十九岁那年暑假，家中召他回去娶媳妇﹣﹣祖母生病，家中需人持家。父亲不肯回去，祖父请一位堂叔专程去日本说服他回家，或者是把他捉回家。我父亲一直到老了还跟我们讲，那时若要他结婚，他有几个条件：第一，不要跪拜、不穿红衣、脸不盖红布，他要骑马，不坐轿；第二，他要把娶了的媳妇带到外国，跟他一起读书。如果答应，他就回来；如果不答应，他就不回来，家里都答应了。等他回家，除了让他骑马之外，其他全按老传统办。他一个月后就又去了日本。

我母亲十九岁嫁到齐家之后，十年间没有离开过那座庄院有形和无形的门。我父亲是独子，传统中所有媳妇该做的事她都得做；稍有空暇就得裁制衣服、纳鞋底、绣鞋面，最舒心的是绣枕头，自己画花样。她没有朋友，没有所谓社交，每年能回两次二十里路外的娘家已感天恩浩荡了。在我记忆中，在家乡的母亲，不是垂手站在桌边同候祖父母吃饭，就是在牧草中哭着。十年间，我父亲曾在暑假回去过四五次，最多住两三个月。有一年，我母亲怀孕很想吃樱桃，那时樱桃只在每年七八月收成一次，在乡下就有挑担子的小贩，从镇上到各乡村兜售。有一天小贩来到村子口，我那二十一岁的父亲就跑到村口去买，没袋子装，就用长袍的大襟兜着樱桃回来。那一兜樱桃，从村口走到庄院，九年中支撑她许多孤寂的岁月。

这一年，他从日本回家过暑假，说毓贞这名字俗气，为她改名为纯一。

后来，他从日本直接去了德国，平安家书和照片都是寄给祖父母的，开端写着"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信尾提我母亲的名字，"同此问好"。那时大约不好意思或不敢写所谓情书私信给妻子，两个同龄的人在成长过程走着全然不同的路。女子留在家乡，庄院屋子里是忙不完的家务：灶边烹煮三餐，过年前擦亮上供的器皿，不断的节庆准备，洗不尽的锅、碗，扫不完的塞外风沙……到了十月，看着长工将大白菜、萝卜放进地窖，一年又将尽。而那十九岁男子，在广大的世界，纵情于书籍、思想，参与青年人的社团、活动……两个人的路越走越远，她已无从想象他遨游的天空如何宽广深远，两人即使要倾诉情愫，已无共同语言诉说天渊之别的人生经验。

支持母亲在孤独等待中活下去的主要力量当然是哥哥和我的诞生。好似留下信物或者替身，父亲每年暑假回家，第二年春天我哥哥振一出生，再两年春天生我，三年后我的弟弟振道出生。在人丁稀少的齐家，我们的出生有太大的重要和意义。但是在那个年代，医药落后，幼儿的死亡率很高，我弟弟三岁那年在室内跑跳，双手按上了火炉，带去沈阳治烫伤，住在姑姑家被表妹传染了脑膜炎，十四天后就死了。

我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实，哭泣自责，渐渐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在传统社会，一个年轻媳妇"没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在夕阳余光中躲到牧草丛中哭泣。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从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雪融之后，她还带着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坟，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坟上痛哭。我记得祖坟四周种了松树，在初春的风中猛烈地摇撼，沿着老坟周围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祖母说那是芍药花。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种高贵的娇美，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它在我日后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永不凋谢的美与悲伤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

母亲从祖坟回家后，常呆呆傻傻地坐在炕沿，双眼茫然看着窗外，连祖母喊她有时都听不见。每年清明上坟之后，大地解冻，生出许多蕨草，有一种名叫"曲末菜"，苦涩鲜嫩，村中女子都去小河对岸荒地挖曲末菜，我当然高兴跟着。到了荒地，看一阵阵人字形的雁群由南方飞回，雁声凄楚。母亲常常站起来，痴望许久，等人都走光了才回家。

辞乡

有一天早上，我姥爷突然来拜望我祖父母。有人到新台子去，告诉他，女儿毓贞前两天在给公婆煮早饭时，失神落魄，手随着柴火伸到柴灶里去，连疼痛都不知道……她已经失神落魄好久了。而且，还听南京来人说，我父亲与一些时髦的留学生住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有。姥爷终于得到我祖父母同意，允许他送我们母子三人去南京与我父亲团聚。如果父亲不收留，他再带我们回娘家。我清晰地记得那年秋天，树叶子差不多全掉了，高粱地也收割了，两个长工套上马车，把我们送往五里外的火车站，"乱石山站"-﹣那一带的山石用来供应铺设中东铁路所需的石头。为了上京，我穿了件全家到沈阳做的红底闪蓝花棉袍，兴奋极了。

马车出了村口不久，路旁就是一排排秃山，乱石嶙峋，一棵树也不长，我就问："妈，这叫什么山？"已被我各种问题吵了一早晨的她就说："这叫鬼哭狼嚎山。"这个山名加上我母亲的神情，让我牢牢地记着。

如今，她去投奔一个已离家多年的丈夫，牵着两个稚龄儿女，走向数千里外一个全然无法想象的大城；在那里没有家人，连亲戚都没有，心中的惶惑、畏惧，岂不如进入鬼哭狼嚎的世界？她知道前途未卜，但也绝不愿再回到那已度过十年隔绝孤寂的塞外小村里，过活寡似的生活。我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和观念，其实是得自我那没有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母亲，她把那苍莽大地的自然现象、虎狼豺豹的威胁，和那无法言说的寂寞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给我童年至终生的启发。她的乡野故事有些是温柔的盼望和悲伤，有些充满了人心的悸动，如同鬼哭狼嚎山，毫无修饰，强烈地象征着她那时对南方大城的畏惧，和对自己命运的忧虑。

我童年最清晰的记忆是姥爷牵着我哥哥、妈妈牵着我从沈阳上火车，火车没日没夜地开，车窗外是无止境的庄稼地。秋收已许久了，黍梗和高粱秆子都刈割净了。除了稀稀落落的防风林，看到天边，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姥爷说，明年三月解冻了才能翻耕。

出了山海关到北平，转津浦铁路到南京，火车走了三天两夜。在下关车站，她透过车窗从火车进站浓郁的白色蒸汽里，看到月台上等着的那个英俊自信、双眼有神的陌生男人，正挺拔地站着（直到晚年，他的腰板始终挺直不弯）。蒸汽渐散，从车门走下来的则是他十九岁时被迫迎娶的妻子，此时，她脚步迟疑，牵着我的手像榆树落叶那么颤抖，娟秀的脸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悦。月台上，站在她身旁的是两个穿崭新棉袍的乡下孩子。

姥爷在南京住了十来天，就又坐上火车回关外老家去了，他临走的时候，我妈妈哭得难分难舍。姥爷和姥娘生了四个儿子才生这个女儿，手心里捧着长大，如今他要把她留在南方这举目无亲的人海里了。那些年，妈妈常对哥哥和我说："你们若是不好好读书，你爸爸就不要我们了。"

我很小就懂得忧愁，睡觉总不安稳。夜里有时醒来，听见隔室爸爸轻声细语地和妈妈说话。他的声音温和沉稳，我就安然入睡。

我到南京不久就被送到附近小学上一年级。刚从东北乡下出来，长得瘦小，人又很土，南京话也听不大懂，第一天上学，只听懂老师说："不许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撒尿的。"觉得上学很可怕。好不容易有几个朋友，有一个同学对我表示好感，送了我一块红红绿绿的花橡皮，我在乡下从来没有看见过，好高兴。过了两天，他不知道什么事不高兴，把橡皮要回去了，令我非常伤心。我到今天还记得那块橡皮，所以我开始旅行时，到世界各地都买漂亮橡皮。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是那一年初春雪融的时候，上学必须穿过那条名为"三条巷"的巷子，地上全是泥泞，只有路边有两条干地可以小心行走。我自小好奇，沿路看热闹，那天跟哥哥上学，一不小心就踩到泥里，棉鞋陷在里面，我哥哥怕迟到就打我，我就大哭，这时一辆汽车开过来停下，里面坐着我的父亲，他叫司机出来把我的鞋从泥里拔出来给我穿上，他们就开车走了。晚上回家他说，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公务信纸有机关头衔的，我们也绝不可用。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小孩子不可以养成炫耀的心理。

在我第一次挨打（似乎也是仅有的一次）之后，他也是用同样的语气告诉六岁的我，这里不是可以满山遍野跑的乡下，城市公园的花是不能摘的，摘了更不能一再撒谎，"我打你是要你记得"。这最初的印象，使我一生很少说谎。即使要跟人家说一点善意的谎话，都很有罪过感。

渡不过的巨流河

在我记忆中，我的父亲齐世英一生都是位温和的君子。他说那实在是他理想的开始，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

他少年时曾跟祖母到祖父的军队驻防地住过，体验过军营生活，也看到许多北方的乡村，深深感到一般国民知识的闭塞，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几乎全然无知，在淳朴的美德后面常常是冷漠和愚昧。他十五岁到天津上新学书院那三年，受的是英国式教育，要养成彬彬有礼的绅士。在天津他经常听到"关里人"对张作霖奉军粗鲁的嘲笑。新学书院每日如升旗典礼一样，有读基督教《圣经》的早课，虽未强迫学生皈依，却引领他开始思索心灵问题，人生在世意义为何？

十八岁考取官费到日本读书，他更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国民普遍的教养是清洁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讲究温恭的礼节，鼓励知识的追求，对国家有强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么小，却已成为亚洲强国。

他进入东京一高预科读好日文，一年后分发至日本中部面对日本海、十六世纪后有"加贺百万石"之称、有精致艺术文化传统的金泽第四高等学校（日本当时全国只有八所高等学校）理科。该校各项功课皆强，且注重语文教育，除日文外，每周英文、德文各八小时，他在此三年，打好一生阅读的扎实基础。最初常去教会，读些基督教的书，但无法感到满足，进而读哲学书籍。当时有一位影响他很深的老师西田几多郎，本在金泽四高任教，后来到京都帝大教哲学，引导他阅读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尤其是河上肇《贫乏物语》等，让他深感社会充满种种不平。由于没那么多钱买书，他和书店约好，把书买回来以后，不要弄脏，看完后送回书店可以拿回八折的钱再买别的书。金泽多雨，冬天积雪甚深，常能闭户读书，日积月累，他由一个聪明好动的少年，长成一个深思耽读的青年。

二十二岁，他追随堂兄的脚步，到德国柏林留学，读哲学经济系，认真地念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社会主义论著。但觉得心中许多不能解的疑问，终极思考的基础不能建立，颇感彷徨。那时德国刚刚战败，通货膨胀，中日银洋都很值钱，他与同学们生活可称优裕，常在一起玩乐，多了一些认识德国社会的机会，却耽误了读书的时间。下学期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受教于历史哲学派大师李凯尔特( Heinrich Rickert ）和阿尔弗雷德·韦伯（ Alfred Weber ，是已故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之弟），既是慕名而去，便全心倾听，也常在课余发问。历史哲学派由政治经济的思想史分析人生现象，在研究过程阐明理性思考之必要，也提醒他区域现实的不同，不可以冲动热情地强以理论（如《资本论》）套在大政策上﹣﹣这对他是一生的启发，使他坚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拯救积弱的中国，而不是激动热情的群众运动。不择手段只达目的的革命所遗留下的社会、文化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解决，才能弥补。

那两年时光，课后过了桥，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是他一生仅有的幸福时光。春日河水激流常令他想到辽河解冻的浊流，青年壮志也常汹涌难抑，他记起五岁那年，穿了一双新棉鞋，走在辽河岸上，围绕着妈妈，兴高采烈地又跑又跳的情景﹣﹣有个声音在他心中呼唤：回去办教育，我美丽苍茫的故乡啊！我一定要拼命练好一身本事，用最理性的方式回去办教育……我今日所学所知，终有一天会让我报答你养育之恩。

他一生第一个大挫折是堂兄因肺结核逝世于德国南部的 Freiburg ，最初尚隐瞒一阵，但不久伯祖父在家乡去世，儿子为何不能奔丧？他只好捧着堂兄的骨灰回家。回到沈阳，家中坚决不许他再出去，追求学问的梦至此中断，那一年他二十六岁。丧事结束后，他离开庄院又回到沈阳城，想另寻途径，再走进修之路。在那个时代的沈阳，一个官费留学生从德国归来，是件很受重视的事。祖父在奉天武备学堂的同学好友郭松龄将军认为他住在旅馆不方便，邀他搬到郭家。塞外一月，冰雪封途，最适作长夜之谈，两人从地方事，国事到天下事，无所不谈。郭将军敬重的客人来访亦常邀他聚谈，归国青年得以宏观家乡处境，他在日本和德国所见，亦引听者极大兴趣。尤其谈到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经济几近崩溃，民间生活艰苦，但人民处处流露民族的自尊和走出困境的坚定意志。他们石头建基的老楼旧厦，廊柱依然修整，门前路树，石砌街巷，有文化根基深厚的稳定感。而东北当时在日俄觊觎下已处危境，参加军阀混战有何意义？中国的老百姓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够的教育，走出浑浑噩噩受人摆布的境地？-﹣他不知道，这些大家都充满强烈愤慨和改革使命感的雪夜长谈，因缘际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自古以来，塞外传奇人物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射英雄，保住江山，进而生聚教育。郭松龄将军，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生于沈阳县东乡渔樵寨村。家贫，十五岁就读私塾数年，进奉天武备学堂，毕业后随朱庆澜（一八七四～一九四一年）军入川，在四川新军加入同盟会。三十三岁由陆军大学毕业后，由已任广东省省长的朱庆澜推荐，在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担任警卫军及韶关讲武堂教官。他有学识，有见解，讲课时督促青年成为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辛亥革命后全国军政混乱，他在军中由北至南尝遍了国家动荡之苦，对局势具有宽阔的视野，回到新创办的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当时奉军少帅张学良是他的学生，对郭教官极为佩服，邀他加入奉军，改革军队成立新军，凡事倾诚合作。两次直奉战争中，郭军以战略战术皆立战功。但是进关参战，意义何在？故乡沃野千里，农耕缺人，而青年官兵伤亡异乡，遗族处境悲惨，实在应停止征战，教育生息。

在由欧洲回国的青年人眼中，新军的理念是很有吸引力的。那时的郭将军已是新军领袖，地位显赫，仪表堂堂，凡事能决能行。郭夫人韩淑秀女士，燕京大学毕业，伉俪情深，两人皆好读书，接受新思想，交友、谈话多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郭将军与张学良等原已筹备成立一所中学，教育军人遗族子女，以尽袍泽之情，名为"同泽中学"，知我父亲回国后志在办教育，培育家乡青年新思想，便派他出任校长，参酌英、德、日本学校制定规章，奠定良好基础，延请各地优良师资。在伪满洲国之前，同泽中学未受政局影响，一直办得很好，之后还加办"同泽女子中学"。同时也筹划办一所真正研究学问的大学，不受当权者支配，不以培养官员为目的。

同泽中学成立，校舍尚未兴建完成时，先借用沈阳城东山咀子军营一部分新修的营房，其余的由军官教育班使用。那一年夏天先招考了三班十四岁以下的学生（到台湾后曾任海军总司令的宋长志即是那时的学生）。这样有远景的工作，真是一个青春梦的实现！年轻的校长兴高采烈地忙碌工作，师资、课程、学生的教导……要全心去做。东山咀子营房距沈阳约二十里，有修建营房用的小火车进城，他的心情真似那小火车头一样，充满了勇往直前的干劲。

这样快乐的日子不到一年即告终止。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旬一天晚上，郭将军电话召他立刻进城面谈，那时小火车车头已经熄火，商量之后，再升火，把他送到城内。郭将军说奉命又须率兵进关，先到天津，邀他随军前往，校务请教务主任代理一下，第二天即须出发。到天津后数日，郭将军住进意大利租界的意国医院，对他说，此次入关，要对抗二次奉直战后孙传芳召集的五省联军，巩固奉军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的地盘。郭军是常胜军，但是他早已厌倦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官兵伤亡惨重，不知为何而战。进驻天津后，他即邀集核心干部、团长以上军官开会，愿随他回师者，在和平开发东北方案上签字，不愿者，留在天津李景林部队。除了几位追随张作霖多年，不便参与"造反"的将领外，大家都签了名。

郭将军邀请我父亲负责回师时争取国际支持，首先须取得日本驻满洲铁路的军队保持中立。在天津参加的还有几位关内的政界名人，如饶汉祥（曾任黎元洪的秘书长）、殷汝耕、高惜冰、杨梦周、苏上达、樊光、林长民（林徽音之父）和卢春芳等。已允出任外交处长的王正廷尚未到任（后来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先由齐世英代理外交事务主任。大家对郭军回师沈阳、不去参加军阀内战的革新理想很有信心。回师前夕，郭将军对大家说："此事成功固好，若失败则大家皆须亡命。"

十一月二十二日，郭将军挥师前往河北滦州，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将军政权交给张学良。电文内容是：进关参战官兵伤亡惨重，遗族无依，民生困苦。日俄对东北侵略日亟，必须休养生息，储备实力以御外侮，永远不再参加内战。振兴教育，全力建设资源富甲全国的家乡。张作霖接电后，次日来电报，不提息战下野要求，只邀郭将军回沈面谈。摆明是鸿门宴。郭军隔一日再由滦州发出第二次通电，未见回复，即开拔前往攻打。由秦皇岛北上，出了山海关，沿海岸线打到连山，遇到百年不遇的大风雪，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度，海面封冻，人马可行。当夜郭军前锋第二军，由海面穿过突袭张作霖守军，夺下葫芦岛，三天后进驻锦州。消息传到沈阳，全城震动，张大帅紧急动员数十辆大卡车满载元帅府聚敛的财物，运往满洲铁路的日本事务所仓库存放，往返十多次才运完。大帅府四周堆满木柴和大汽油桶准备逃离时将帅府烧掉，省议会、各总商会等联名致电郭将军，其进城后，"我公要求、目的、前途决可达到……务望暂时停止军事活动"。-﹣此时奉军与日本沿满铁驻军达成牵制郭军的协议，并且急调吉林与黑龙江的驻军来助，在巨流河东岸布阵迎战。郭军十二月二十日攻占新民市，在巨流河西岸备战，前锋部队已可看到沈阳灯火，只待主力部队到新民市即将强行渡河。但是长途行军，风雪严寒，冬衣补给不够，到锦州休养数日，给了张军调兵时间。此一延迟也给了对方许多渗透分化的机会，困难增加，军心复杂，骁勇善战的郭军，在对方喊话"吃张家饭，不打张家人"时士气动摇。巨流河对峙三日，原可一鼓作气渡河，郭军右翼先头部队霁云已率部强渡，打到了距奉军总指挥部仅十华里的兴隆堡，但在关键时刻，郭军射出的炮弹却因有人卸了引信而没有爆炸。二十四日清晨，郭军参谋长邹作华等三人已成奉军内应，逼迫郭将军投降，且发出请降通电。

郭将军率卫队二百余人离开新民，如骑快马，轻易可以脱险，另求再起，但是郭夫人及文人饶汉祥等人不会骑马，郭不忍独自逃生，同坐马车往南走，被对方骑马追上，奉命就地枪决，以免生变。

临刑前，郭松龄遗言："吾倡大义，除贼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

郭妻韩淑秀说："夫为国死，吾为夫死，吾夫妇可以无憾矣。"郭松龄四十二岁，韩淑秀三十六岁。尸首运回沈阳市，在小河沿广场曝尸三日，始准家人收殓。郭氏夫妇的尸体曝放在小河沿的大广场上，基督圣诞之日，上天降雪，覆盖了冰封土地上的尸身，成了最洁净和平的棺椁，没有人敢去祭拜，遥远哭泣的亲友流下的眼泪也立刻冻结成冰。

参加郭军倒戈的人原都难逃一死，但是与张作霖一起由绿林出道打天下的老弟兄张作相，性格宽厚，有高度智慧，劝他说："不能这么办，他们都是家乡子弟，冤冤相报，将来那还得了！"这一句话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叛军归回原职之后，更加效忠卖命，也延长了奉军的政治生命。

后来得知投效郭军的林长民随郭将军出亡途中，中流弹死亡。饶汉祥在解往沈阳途中，押解的兵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写字的。"士兵说写字的不要，推他下车，得以保住一命回到天津黎元洪家。

但是，张氏父子特别悬赏捉拿齐世英，认为张家送出去的留学生回来反对他，煽动郭军兵变，非捉来杀掉不可。那许多年里，他们认为东北就是张家的，政府公开考试遴选的官费留学生就是张家派的，只能效忠他一家。

十二月二十四日天刚一亮，齐世英即去新民临时司令部准备全面渡巨流河，谁知郭将军竟已被迫于午夜出亡。在乱军中，他带了外交处的五个人，殷汝耕、刘友惠、杨梦周、苏上达和后赶上的卢春芳，步行涉险到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寻求暂时躲避，因为前二日曾为日军沿满铁铁路驻军问题交涉，与日方见过数次，此时未多问答，即给予政治庇护。

奉军包围日本领事馆，要求将这六人引渡。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加派十名警察至新民，不许奉军进领事馆一步，以保护政治犯，由他出面去办交涉，并送去行李、威士忌酒以示敬意。

吉田茂（一八七八～一九六七年）这个人道的决定不仅救了这六个人的性命，也显示出他一生敢作敢为有担当的政治勇气。他的父亲竹内纲是日本自民党前身的领袖，将庞大家产留给他作从政资本。他的岳父牧野伸显是明治维新后一代的宫中重臣，世世代代培养宏观政治智慧。他在沈阳总领事任内观察中国北方政局，很看不起张作霖，认为他坐拥东北这样富饶的土地，不知培养生民社会福祉，提高文化教育，而穷兵黩武是无知短视。据说他在领事馆内谈起张作霖时，不称官衔，也不呼名，就直呼"马贼"，他个人对郭松龄的革新思想极为尊敬。他由外交界出身，深信在正常的国际局势中，日本如果能与一个现代化的近邻保持良好密切关系，同样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吉田茂出任日本战败后第一任首相，利用美国占领军优厚的协助，不仅使日本自政经废墟中重建，后来成为经济强国，且在他任内培育了许多大臣人才，成为历史上称为"吉田学校"的佳话。

齐世英和他的落难兄弟，六个人睡在新民领事馆八个榻榻米的偏房里，整整半年被奉军日夜围困，白天连院子都不敢去，怕挨冷枪。由领事馆人员口中得知郭将军已死，遗体在沈阳小河沿广场曝尸三日，军队已全收编归制，六个人蛰居在此，出门一步即是死亡。他们曾千里追随的撼动山河的郭军回师壮举，有如眼云烟，一切都在囚墙外的天地，吹过去了，散了。

漫漫长日，漫漫长夜，日日夜夜，他想了又想："一路上打的都是胜仗，为什么当沈阳灯火可见的夜晚，我们就是渡不过巨流河？那一天午夜，如果我住在设于马车店的临时司令部，参谋长他们通电投降奉军，到逼迫郭将军出亡的那一段时间，我会派人送郭夫人去新民日本领事馆取得庇护，然后随郭将军及卫队快马闯出去，奔回锦州，巨流河西岸都是郭军，撤回锦州，保住实力，可以卷土重来……"思前想后，憾恨围绕着巨流河功败垂成的那一战。巨流河啊，巨流河，那渡不过的巨流莫非即是现实中的严寒，外交和革新思想皆被困冻于此？

春耕解冻的时候，奉军又进关参加直、鲁、豫军阀的混战。京奉铁路离日本领事馆只有五百米左右，从传来的声音断定，运兵车和铁轨摩擦损坏得很厉害。奉军这样不予人民生息，即使他不追杀，齐世英也不能回去了，唯一的盼望是早日脱困，另寻生路。"但是，今生只剩我一人，我也要反抗恶势力到底！"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一个下弦月的夜晚，他们终于在日本领事馆同情郭军的书记中田丰千代和警察金井房太郎协助下，翻墙化装逃出稍微松懈的包围线，沿着铁路步行六十里，到兴隆店由日本友人接应到达皇姑屯。二十七岁的齐世英和四十八岁的吉田茂第一次作了长夜之谈，彼此颇为投缘。吉田茂很欣赏齐世英有教养，有见解，是个磊落的青年，他虽是执行日本政府那时的"中立"政策，而在庇护政治犯与助他们脱险的行动上，大约也有些浪漫情怀吧。年轻人不仅感谢他及时伸出的援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相见，两人又各是一番人生，也进一步钦佩吉田茂的国际观和战后培养政治人才的远见。

齐世英化装由辽宁到朝鲜釜山乘渡轮到日本，再换火车去东京，车到京都便被记者追踪，次日报上乱报一些猜测，只好正面接受访问，说明郭军革新理想及回师前后真相，消息也迅速传至中国各地。到东京时，浅草区有一剧场正在上演以郭松龄为题材的一出话剧，邀他们去当贵宾，剧中有不少属于齐世英的戏。原是一场改变东北命运的壮举，如今只是人间一出戏剧了。

由日本回到天津，那时北洋政府的一些新旧人物间的恩恩怨怨，仍在余波荡漾之中。故乡是回不去了，也没有能力和心情回到德国读书。在天津意租界见到了郭将军的朋友黄郭先生，他曾雪中送炭，寄钱到新民领事馆（北伐军攻克上海，黄出任上海市长，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黄郭劝他先去上海，多作观察，再定行止。齐世英又从上海去武汉，因为郭军回师之举，是南方各种革命分子都同情的，他在飘然一身、亡命天涯的心情下，与留德、留日的同学也都陆续见面，都能开怀畅谈。一九二六年底，他在上海加入了国民党，并不是投奔任何人。蒋先生在南昌第一次见面时说："你不像东北人！"这句话令他很难忘记。蒋先生那时尚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三十年后，他在台北把齐世英开除国民党籍，大约是政术娴熟的浙江人终于发现，温和英俊的齐世英骨头又倔又硬，是个不驯服的真正东北人。

加入国民党后他多次往返于上海、汉口之间，也随黄郭到国民党总部的南昌去，蒋先生与黄郭情谊甚重，餐聚时常邀他参加，在此认识了陈果夫、立夫兄弟。宁汉国共分裂后，他在南昌、九江和杭州认识了许多风云人物，了解国民党的状况，也认清了国共的关系。这一年中他曾多次到日本去，进一步观察、研究日本社会。在郭军革命中，他见识到政治大起大落的局面，深知参与政治不能不懂军事，希望能系统地研究现代军事。遂于一九二八年，由政府授予陆军中尉军阶，正式报考进入日本训练在职军官的步兵学校（陆军大学需三年才毕业）。开学前被派下部队，在高田三十连队任队附（相当于副连长），白天上课，晚上住在部队，每周末坐夜车到东京去，常与中央派去日本留学的军官（多为黄埔一期）相聚，因他毕业于金泽四高，日语文白皆好，被尊为日本通，常可助人。有时与日本老同学叙旧，接触面甚广日本人一般对中国东北（他们称为满洲）都有兴趣，因他是参与郭松龄起义的革命者，而乐与交谈，使他听到日本觊觎东北的种种真心话，内心深为故乡担忧。在此期间，他进一步研读日本的军事史、幕府时期的武士精神、明治维新后的军事现代化和二十世纪扩张主义的萌芽。

那三年，一个二十七岁的北国青年，兵败亡命，浪迹天涯，从郭将军家围炉夜话至长江，遇见了许多当时正在创造中国近代史的人物，因缘际会，作了许多长谈；谈抱负，谈理想，投契相知，这些长谈铸造了他一生的政治性格和风骨。

【齐邦媛（1924年2月19日—2024年3月28日），辽宁铁岭人，台湾地区以及国民党政界人士齐世英长女，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68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新成立之外文系系主任，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迄今。曾任美国圣玛丽学院、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教学、著作，论述严谨；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卓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