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清人书札的史料价值

　　书信叙事，免不了要说到自身、家庭，以回答戚友的关怀，而在家书中更会回忆家务，所以函札中有自己的历史资料，且不说写信本身是生平记录了，冯琏为《秋水轩尺牍》写序，说尺牍作者许思湄（约1769一约1856）的信，“或自述生平，或畅言事理”。注意到尺牍对其作者生平的表达。梅曾亮序姚鼐(1732一1815)的《惜抱轩尺牍》，谓姚氏的书信，“与亲故者，亦兼及家人琐琐事”。王韬(1828一1897)在《重刻弢园尺牍自序》说自家的通信，“原以状景物之悲愉，述境遇之甘苦，记湖山之阅历，穷风月之感怀，以拳拳寄其思慕之情”。告诉人们，他的书信记录己身行事和思想。郭崑焘在《云熙山庄尺牍自序》中说，他之所以结集此书，不是为显示当年写作的费神，而是为“异日谈数年中事，或亦有所考证焉”。很明确，是为将来保存历史资料。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国桢编辑吴大澂(1835一1902)的《吴愙斋尺牍》后，又看到吴氏与陈介祺(1813一1884)的相互通信九十五通，于是利用它们编写出《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希望以此反映吴、陈两位古文大家的历史，并且很高兴地在编年表的题记中说：“吴陈两君半生行事大概见于此矣。”谢氏开创用书信资料编写历史人物编年史的先例。这些事实表明书函可以提供历史人物传记素材。但是，书信的篇幅一般较短，如何天柱在《三名臣书牍·例略》中比较书信与奏疏不同时所说：“尺牍尚简，书疏尚详”，简短的文字涉猎的内容不会太多；一般人不可能天天写信和致力于函牍，所以就一般人讲，信件的数量终属有限；即使写得多，因是给人家的，回收不易，收件人有的妥为保存，有的则漫不经心，随意毁坏，这种客观状况决定了函牍难于大量保存。这些因素注定书信很难提供一个人的完整传记史料，而只是局部的、片段的素材。

　　书牍不仅具有人物资料，还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这里着眼于它对人物传记研究的史料意义，就中，又侧重于了解书信对于其作者传记资料价值，而对书信的其他学术意义亦作简单的交代。

　　书信作者的传记素材

　　龚未斋《雪鸿轩尺牍》

　　书信的传记资料价值，具体在哪些方面？笔者的认识是：

　　1.人物生年和生平中重要年代的资料

　　某些历史人物，生平中的一些重要年代，有关文献没有言明，或有记载而并不准确，然而可以从尺牍里考证出来。比如清初有名的明遗民徐枋，在《与葛瑞五书》云：“弟自二十四岁而遭家国之变，今忽已四十三岁矣。…而须发半白，齿牙摇落，筋骨关窍之间，自知有深入之病。”但是这二十年里著述甚多，有《通鉴纪事类聚》《廿史文汇》《读史稗语》《读史杂钞》《建元同文录》《管见》等。家国之变当指甲申(1644)明朝灭亡和乙酉(1645)南明宏光政权的覆亡，因他是苏州人，宏光之亡对他影响更大，所以可能是指的乙酉之变，即顺治二年。其时他二十四岁，则其当生于明天启二年(1622)。明清易代后，他不与清朝合作，以著述而无愧于世。以后人们写徐氏历史，这封通信是重要依据，李元度作《国朝先正事略》的徐氏传，就与此信有许多相同之处。龚未斋，浙江会稽人，一生作幕课，有《雪鸿轩尺牍》存世，而生平史料无存，靠其尺牍透露他的生年和一些社会活动情况。《答同学诸友》信云：“弟二十岁时，先君见背。…因家伯宰渭阳，奉命而往，经理署务。…戊子归家，重温旧业，摈斥龙门，庚寅、辛卯，复遭点额，今年已卅矣。"戊子，系乾隆三十三年(1768)，庚寅为三十五年(1770)，辛卯为三十六年(1771)。写信当在三十六年后的不久，可以假定为次年，即1772年，这一年三十岁，上推，当生在乾隆八年(1743)，则乃父死在1762年。他去陕西伯父衡门帮了几年忙，二十六岁赶回原籍应试，落第，随后两次考试，也都失败了。科举不成，不得不外出幕游，并终身不能离此行当。

　　2.人生重大关节的资料

　　上述徐枋、龚未斋二人的生年与重大行事都在书信中揭示了，与此相同的是，许多人的信件对一生中的重要行动作了说明。清初王弘撰，陕西人，拒绝康熙朝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同时不给大学士冯煦写祝寿词，对此，《与赵韫退大参书》叙述甚明：“弘撰以衰病之人，谬叨荐举，尝具词控诸本省抚军，转咨吏部，不允；嗣又奉诏严催，不得已，强勉匍匐以来京师，复具词令小儿抱呈吏部，又不允；借居吴天寺僧舍，值卧一榻，两月以来，未尝出寺门一步，即大人先生有忘贵惠顾者，皆不能答拜。”既不能奉诏，更不能给大学士写贺词了。这封信，表述了王氏在博学词科中的活动，更把坚持遗民立场的态度委婉地表达出来。徐枋在上述书信里以下引一句话自励：“有一人之砥行于一世，而失节于临时者，辄以自验吾不能不如是否也。”王弘撰没有说这样的话，但以重大关节的事情，证明他是能终身砥节励行的。

　　于成龙（字北溟，1617一1684），顺治十八年(1661)出任广西罗城县令，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职守，一个县城只有六户人家，设衙门于破庙，仆人死亡星散，只身将县务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在《与友人论罗城事书》，对赴任及任内情况作了较详细的说明。以著作《马氏文通》闻明于世的马建中(1844一1900)，留学法国，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翻译，写《上李伯相（案：指李鸿章）出注功课书》，报告考试课目及其试卷取得法国舆论的好评，但深知这是法国人不了解中国人，是鼓励中显示出看不起，因此立志继续努力学习；法国教师劝他考法国学位，亦未采纳。他的留学生涯，于此可见一斑。

　　3.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资料

　　大学士于敏中(1714一1780)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兼充《四库全书》正总裁，乾隆帝关心四库全书之修辑，不时询问于于氏，于氏又问及与修人员，这种商讨过程，在于氏的《于文襄公敏中手札》保存了许多记录。某日信云，乾隆帝召见，“询及历代访求遗书之事，何代最多，最为有益？”因此要求下属，“即详细查明，于十七日随报发来”，又说“蒙问修《永乐大典》事，《明史》曾载否？一并查明”。关于“二十四史”君臣间的对话，及表彰有功人员，于氏在信札里颇多涉及：“《旧五代史》进呈后，业已蒙题诗。札子亦俱发下，暇时欲请述旨意，以便刻人卷前也。今日召见，极奖办书人认真，并询系何人所办，因奏二云(案：指邵晋涵，1743-1796，四库全书馆纂修官)采辑之功；并询系及邵君原委，亦将其受恩之故奏及矣。”像这样的事情，在一般人就是大事，而对于于敏中也可以说是平常的事务了。

　　“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1687一1763)，委托居住在南京的袁枚(1716一1798)帮助他出售灯画，大约是急等钱用，两次写信催问是否卖出，袁枚回信告知卖不出去，说“金陵人但知食鸭肫”，哪里懂得绘画。于此可知金农生活之不富裕。姚鼐(1731一1815)《复孟兰舟》叙说七十九岁时身体和子孙情形：“鼐行步尚如故，口中落一齿，目已昏，然尚能作此手书，惟时有脾疾，饮食少耳。似明年八十尚可度过，此则难知矣。三子四孙。今年鼐大约在江宁过冬也。”似此内容，在给其他人的书信中屡次出现，不赘述。其晚年生活情景，鱼素透露不少。

　　李调元(1734一1802)，进士出身，官道员，博学多才，在给其三弟墨庄信里问收件人：“今年考差如何？官本虚名，此为实惠，所望在此，而不在彼也。”其弟大约是在清朝翰林院做事，但很清苦，所望在得学差，以接受馈赠，弥补生活。因是私人通信，他毫不掩饰地说出心里话；若在公众场合作这番表白，就要为众人所不齿了，那是绝对不会讲的。由此可见，家信实能反映真率之情。《春在堂全书》的作者、浙江人俞樾(1821一1907)，自河南学政罢职后，为生活，历主书院，为觅职业，给上任的江苏巡抚、同年李鸿章写信，要求在南京获得一馆职：“金陵为名胜之区，又得阁下主持其间，未时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接着说，以浙江人而在金陵常住的，原来有袁牧，享了几十年的福，但他能够在那里久居，是得到两江总督尹继善（溢文端）的照顾，“而阁下勋名，则高出文端万万矣”。这是给李鸿章戴高帽子，希望得到青睐。这多少有曲节求人的味道，反映谋事之难。

　　吴汝纶(1820一1903)对世俗的抵制西医颇为不满，通过书信，多次倡扬西医。如《答萧敬甫》：“执事久客上海，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顾久留病魔，不一住问西医耶？岂至今不能化其故见耶！千金之躯，委之庸医之手，通人岂宜如此。试俯纳鄙说，后有微痒，一问西医，方知吾言不谬。”看来，吴氏接受外间事物较快，而且认识到了就要宜扬出去。孙中山忙于反清，不能顾家，眷属生活费全靠人资助，难于定期得到，影响家人生活，己身也有后顾之忧。因此写信给邓泽如，请其筹一妥善解决的办法。孙氏让人资助，情非得已，亦见后顾之忧必须解决。

　　4.家世、家人关系的史料

　　这类材料，在家书中屡见不鲜，而且比较具体翔实。大学士、江西高安人朱轼(1665一1736)《与族人书》，以真挚的感情述说了个人与家族的关系：入学塾读书，族伯就对整师讲：“此吾家千里驹也，为我善教之。”二十岁进学，举族相贺。三次乡试，许多族人送米送鸡。北上会试，送行的人“慰勉叮咛，依依不忍舍”。中进士后十年归里，全族各家一一请酒，以后归省三次，两次丁艰，族人敛钱助喜助丧。而自己在外做官三十年，却对宗族毫无帮助。只是由乃父倡捐祭田，还要族人出力管理。他说他所能做的，是劝谕族人互助，“尝书此以自警，并示诸子弟，以动其侧隐之心，今以劝勉族之伯叔昆季，较金帛之赠为何如也”。可以称为政论家的康雍时期的兰鼎元，曾经入过巡抚张伯行的幕，后来张氏连续招聘他，辞谢不就，写《上张大中丞书》说明原因：幼年丧父，靠祖父和寡母抚养成人，如今祖父九（十？）岁，祖母八十有二，家里又穷，妹妹已过了结婚年龄而无力出嫁，弟弟成年还不能自理，父柩久停而未葬，因此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弟妹，不能只顾自己痛快而离开他们。他把自身的家世及生活环境和盘托出。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关于生子、教子的见解，在家书中表达甚明。《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可将此书读与郭嫂、饶嫂听，使二妇人知爱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五十二岁得子，认为是幸运，可是不久夭折，仍希望生个儿子，并认为只有郭嫂能给他生子，然而郭嫂不愿意到他身边，遂写信给四弟，要他去劝说：“今儿子又死，非郭奶奶不能为我生儿也。…我历观史书，有儿无儿，自有大命。郭奶来，或可望；若再买丫头，作死作业，亦属可笑尔。”认定了郭嫂能生子，故要设法勉强她到潍县衙门，但不愿意买妾作孽。看来他是妻丧而不再娶，既不纳幼妾，又想生儿子，在婚姻上也是个怪人。

　　雍乾时期湖南衡山人聂继模，儿子在外任知县，不让其常写家书以免分心，耽误公事；又因儿子处于事简辟县，但要求他像理繁务一样，晚睡早起，以养成习惯。校雠家卢文绍(1717一1795)《与弟文韶书》，讲述如何修养待人的一件事：乃祖从一个贱民借银子，贫不能偿还，那人义而不取，乃祖因而教育子孙不要忘记人家的好处；后来那人的儿子中进士做官，有个同乡京官因贱民之子不能读书出仕，但拿不准对方的身份，询问于卢氏，以便得到确认后揭发他，卢氏认为那人有德于乃祖，而且富贵贫贱也是无常的事情，遂以不知道回答询问者，实际上帮助其遮掩过去。他的感思在于讲究忠厚之道，不做刻薄的人，教导其弟“积德培福”和自立。

　　李兆洛(1769一1841)在外做官教书，乃兄在乡理家，不析产，及至本身年过半百，见乃兄操劳太过，不忍心，乃分家，紧接着又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居另过，并根据他们的资质，不要求他们读书扬名，只要本本分分生活就好。他的分家过程和设想，写在《诫子书》中。李氏晚年在江阴执掌书院，“束脩虽薄，而居处自适，朋侪之乐亦复不乏”，所以不乐意就他处之聘。可见其家庭的和睦，其心性和追求。裘琏《诫子书》用自已的经历教导其子精诚葬母，说出自身历史的片段：四岁丧父，赖嫡母魏氏维系家庭，二十岁时其亡故，因自己不成熟，丧礼办得不够诚敬和丰厚；二十六岁生母谢世，比前懂事了，但因财力不足而欠丰厚；如今经济厚足了，妻子亡故，由儿子经理丧事，但看他不甚懂得敬谨从事，故特别予以教育。他的故事表明他的成长过程和对孝道的讲究。

　　湖南湘乡曾国藩(1811一1872)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西武宁县的曾氏族人携带曾氏谱局公启，行程二千余里到南京找他，要求联宗续谱，曾国藩不明究竟，于同治十年(1871)初五日写给乃弟曾国荃等，让他们了解处理，同时给来人写匾和对联。曾氏事繁，而处置这类族务之事虽不多见，但也还是认真的，于小事亦可见其为人。同年十一月初八又给弟弟书信，讲自己的家事，即儿子纪鸿自愿将己子过继给长兄纪泽为嗣子，曾国藩听说后很赞成，并要把它促成，“本月拟即写约告祖，不作活动之语。中和公出嗣添梓坪，因活动而生讼端，不如李少荃（案：即李鸿章）抚幼泉之子作呆笔耳”。自己房内的事情，也要雁足传书，可见曾氏家族观念的强烈。

　　郭崑焘通函乃兄郭嵩焘，说明觅求休致后闲适居处之难。仕宦在外的社会上层人士想到晚年的生活，早作安排，为研究历史上老年人生活所当留意的。俞樾的夫人死于苏州家里，但俞氏将墓地选择在杭州右台山，并预定将来也葬于此，这种后事的安排，在《与亡室姚夫人》悼告信中表达出来，从而透露俞姚夫妇感情的深笃。

　　5.女性人物的生平资料

　　女子传记资料较男性少得多，尺牍中也是如此。这里为强调女性史料，故单独立个子目来表述。女子本人的尺素是其生平的真实记录。陈尔士(1785一1821)，十七岁与钱定庐结婚，二十三岁时乃夫任户部主事，二十七岁主理家政。她的二十九通家书，系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八月十四日至二十四年(1819)七月十二日写给乃夫的。在此期间，乃夫自北京送母枢回浙江嘉兴原籍安葬，她留在京师守家，故有此通信。信中叙述，自送婆母灵枢后，如何谨守门户，处分下人；如何督子读书及课程进度；在子女生病时调治及药方的改变；如何理财，维持家用；关照丈夫保重身体，特别是痔疮的防治；报告自家身体状况和用药情形；报告妾的安分守已；询问坟茔之建设，并抒发己见，以子妇而不能与葬，甚疚；略言时事，自觉不当；祈请乃夫规劝娘家二兄不要出来做官，以便在籍待养七旬慈亲；对丈夫要把亲戚携带来京抚养，表示同意。由这些内容，可以知道陈氏的一些经历、见识、为人理家能力和健康状态。她只活了三十七岁，读其鱼素，知其拖着病体，竭力要把家务理好，亦会感到她将享年不永。

　　从上面的诸多事实，读者不难了解书信对于其作者的传记史料价值：至少可以提供写信人的历史片段素材，乃至关键的、重要的人生情节。这表明鱼素对写信人的传记史料意义，那么，它对收件人的价值如何呢？为此，请往下看。

　　收信人和信中人物的历史资料

　　周天爵《周文忠公尺牍》

　　就一通函牍讲，它所联系的写信与收信人双方是不可分割的，两者之间必有某种社会关系，信中常常会说及共同关心的事情，以及收件人所要了解的事物，因此书札自然地成为收信人的历史文献，可供人们考察他的历史。

　　前述陈介祺是道光间进士，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撰著《十钟山房印举》《吉金文释》《传古别录》。吴大激是同治进士，功名、学识上都是陈氏晚辈，但陈氏赏识他，主动给他去信表现出奖掖后进的大家风度。对此，吴氏在第一次回信中说：“…乃蒙手翰先颁，奖勖备至。猥以拙书联语，重荷宠褒，益令惭惶无地。”陈氏的原信虽然见不到了，但对吴氏“奖助备至”的内容可以想见。吴氏亦并非自大的人，早就仰蔡陈氏，只因晚辈不敢造次，故未先行通函，及至得到陈氏手札，喜出望外地写回信，并报告借视学陕西之便搜访古迹拓片的情况。从此二人书信往还，交流古文字学和金石学研究成果，以至谢国桢氏能看到九十五通，据以作出《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反映吴、陈二氏的生平经历。

　　以翻译《天演论》闻名于世的严复(1854-1921)，将译著赠送给吴汝纶，后者读毕，写信表示对此书的认识：“比经收录副本，秘之枕巾。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闳制，匪直天演之学中国为初雷鸿濛，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吴氏得了赠书，抄写一遍，视之为枕中秘笈，不仅表现了他的重视，更说明严氏译作的价值和为人所珍贵。人们对这个译著的态度，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严氏的历史。

　　汪康年的四兄写信给他，述其继妻的种种乖张行事，以及与家人关系的诸种不协调，这是书信记录第三者历史片段，或者说在家人眼里其继妻的形象，也即一个人物的历史侧影。恽敬《与二小姐》《与来卿》等函牍，除了说明家事，对二女儿的生平、气性也留下一些资料：出嫁姚家，公爹为学官；丈夫字来卿，功名心切，而多次秋闱不中；生子望元；本身识字，能写书札；有一年多没有给乃父写信，恽敬因而不放心，通函女婿，告诉他女儿的缺点：“小女性虽拘谨，而负气好高，恐胸中积忿深思有不能形之纸笔者，遂尔疏阔，吾婿以为如何？”也即希望女婿能体贴女儿，多加劝慰。恽二小姐的历史面貌，凭借这些素材亦可以勾勒出轮廓了。像上述的事例甚多，不再罗列。要之，收信人和信中提到的人物的平生，鱼雁里会有或多或少的记录，可供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采集，用以描绘人物历史的生活片段。

　　尺牍的社会历史资料

　　许思湄《秋水轩尺牍》

　　书函反映社会历史的资料相当丰富，对社会制度、历史事件、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生活方式、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各方面的研究，都能提供某些素材。兹作简单的分别说明。

　　从书法角度看书牍，许多人的鱼雁手迹、飞洒流畅、道劲浑厚、布局严谨，是一幅幅书法艺术佳品，其实，不少作者本来就是书法家，写信的时候秉持严肃认真的态度，故而使信件成为艺术品，也是研究清代书法史的可贵资料。

　　从文学角度读尺素，有很多是非常漂亮的散文，或诗味十足，用典贴切而耐人寻味，辞藻华丽而不显雕琢，读之实为一种享受。如以尺牍范本著称的许思湄的《秋水轩尺牍》，阅览令人欣快。兹举《谢朱松溪借银》为例。信写在京临别时借钱，水行遇风浪几乎丧生，到目的地又碰上东家亡故，失业在即，真是一事未了又添一事，欠债只好待诸异日筹措。作为幕客，本来就是漂泊不定，命运在人家手里，而诸种不顺自身恰恰全遇上了。信件把自身的沮丧心情和对收信人的感激之情，以略带轻松的笔调表达出来，不让朋友太为他担心。其原信录后，与读者共同赏析：

　　“雪泥鸿爪，游辄无凭。五六年来，徒深契阔。昨于都门把袂，真为意外之缘。而足下意气殷拳，无间畴昔。濒行（辄？）以旅囊告匮，致叹穷途。尤承惠借朱提，得免琴囊留滞。私衷感戢，何日忘之！别后由潞河买棹而返，浮一叶于洪流急湍中，自分置身鱼腹，欲继青帘招饮，绮馆烹鲜，恐此乐已成隔世，幸荷吉星遐照，得庆生还。记弟于六月二十五日到馆，敝东于二十九日逝世。甫离蛟窟，又失鸠巢，而宾主多年，一朝永诀，未免人琴之感。计日交案完竣，即拟东返。如山左不遇，而仍作燕市闲人矣。挪项另容措缴。”明清之际江南社团史。钱谦益(1582一1664)《牧斋尺牍》致吴伟业(1609一1672)《论社》函，针对明清之际江南社团活动，论述中国社团史。

　　清初明遗民史。“宁都三魏”中最有名的魏禧(1642一1680)，悼明朝之灭亡，隐居不仕，《寄兄弟书》云其辗转流离的生活：“日转穷山辟兵，所住僧屋，先后十有一处。”信中特别讲到山中居民和僧侣的生活，能令人了解清初山民社会历史。钱塘人而定居南京的袁枚(1716一1798)，不忘故乡，愿子孙仍能与原籍保持联系，故不在南京着籍，可是为培养儿子的社会生活能力，令其在金陵考秀才，此事引起当地人反对，向政府控告他冒籍，袁氏乃不让其子与试。他的弟子为他抱不平，他却心绪平静，并致函堂弟，说明原委。这件事表现了土著与客民在科举上的利益冲突，而户籍制度乃原因之一。

　　关于传记、方志编写的一些讨论，常常在尺素中看到。如钱维城(？一1772)任学政时写的《与熊中丞论志书书》，议论方志中传记编写的差误。史学家全祖望(1705一1755)向人借传记书而不得，他分析原因，可能是书中有“嫌讳”的地方，不便让人阅览，或者是认为借阅人不配读这种书：“非其人不可妄传”。在《与卢玉溪请借钞（续忠表记）书》中对此进行辩难。然而不难看出，清人对于撰写传记的认真。传记中的“行述”，其体例如何把握，雍乾时期巡抚陆耀《与钱巽斋论行述书》，对此展开讨论。周天爵(1772-1853），官至总督，在安徽庐风颖道任上，地方发生大水灾，他这时的通信，多讲灾情和救灾的事。这些尺素，收在《周文忠公尺牍》。此书有同治七年(1868)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版第20辑第194号。

　　对嘉道时期的文风，姚鼐在《复贾良山（声槐）》函中讲：“近时文体，坏敝日甚。”表示了一种看法。他是桐城古文派集大成者，他的意见，似乎应当引起文学史史家的留心。

　　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廷财政状况。吏部尚书许乃普(1787一1866)、江苏巡抚许乃钊(1799一1878)兄弟的散佚书信，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清朝政府财政之衰竭、吏治之腐败、军事之无能为力，均有所反映。

　　涉及戊戌变法、义和团的资料。太常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1846一1900)，写于戊戌变法至庚子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书牍，讲述了时政和自身见解。信函汇为《袁忠节公昶手札》，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8辑第576号。

　　清末士人对报纸的关注。丘震在上海，要订阅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写信给出版《时务报》的汪康年，请其代订，可见新信息多么受人欢迎。丘宪把在扬州瓜洲所见到的税卡向小贩横征暴敛的情形，写信告诉汪康年，希望能够介绍到报纸上披露。

　　信札提供人物的传记和社会历史资料，不仅在于有一定的数量，还在于它比较真实可信，因为通信人之间往往是家属、亲戚、好友，能谈心里话，不需要掩饰什么，如同前述李调元给乃弟写的那种内容。还有对于社会政治、社会风俗的看法及感情的好恶，有时可以在亲朋至爱的书信中交流，而不能在公开场合表达。如钦差大臣胜保(？一1863)于咸丰九年(1859)被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打得大败，却胆敢奏报获胜，陈玉成撤军，又报胜利。湖北巡抚胡林(1812一1861)看不顺眼，又不能向朝廷举报，乃在给其下属的信中议论：“胜帅本是大败，乃转以捷闻。方告急求援于朝，狗（案：指陈玉成）即夜驰往江浦矣，又以捷闻，均见奏章。”见于奏章的官方文书有的很不可信，而尺牍所记录的历史倒是可靠的。尺牍史料的真实性，是一个特点。当然，尺牍在刊布时被人做手脚，则当别论。

　　来源：《清史史料学》，冯尔康著，故宫出版社2013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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