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锌：国家机关采集信息如侵害公民权利，需宪法救济机制

王锡锌在会上提出了“新隐私”的概念，他分别从角度、维度以及力度三个层面来阐释。他从角度方面解释称，传统的隐私通常被理解成民法上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与过去的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在信息社会当中，隐私不仅仅涉及到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它实际上也必然涉及到，个人与社会性的权利、个人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纵向关系，新隐私的范围也较传统隐私的范围更广。

“我觉得信息时代的隐私不仅仅是个人的一项权益或者法益，它其实是共同体中一项非常重要的集体性价值。个人信息所承载的意义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与公共性。”他说。

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都提及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他认为，尽管引入民法中个人信息权的概念对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体系的建构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仅仅把个人信息权益界定在民事权益的维度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具体而言，个人信息权益的客体指向个人信息时，将与传统民法上的基本概念产生逻辑紧张，另外，由此延伸出来的保护手段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自主的司法逻辑形成机制，这也可能导致“隐私困境”的问题——个人也许在态度上非常重视隐私，但是在具体的行动层面，可能因为一点便利、福利的激励而选择了同意（opt-in）。

究其原因，王锡锌认为，即便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告知足够充分，在此种场景中做出一种非常理性的分析与决断往往也超出个人的能力。由此可以发现，此类个人自我保护机制存在“致命的缺陷”。而个人自我保护的逻辑，其上位概念就是作为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以及它具体权能的表达。

因此，他认为，个人信息权益需要在民事权益的维度上进一步拓展，向上则是拓展到宪法层面。“宪法所承载的重要权益在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处理中都会体现和反映出来。”

他以大数据杀熟为例进一步阐释，数据处理自动化带来的歧视问题实际上指向的是宪法上的平等权问题，再如，许多平台、国家机关对个人所做的过度、非必要个人信息采集，直接或间接会涉及到宪法中的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

2 公共执行机制为首先管辖，司法救济为保底

“我们可以将个人信息权益从三个维度来进行理解，最基本的应该是民法的维度，但是从民法维度向上延伸，应该重视宪法维度上的个人信息权益，在个人信息处理的监管和执法层面，应该重视作为国家规制工具和策略的行政法上的权益。”王锡锌认为，个人信息权益应是个人信息上所承载的多种权益和法益的结合，是一种复合型、框架型的权益，而非单一的权利。

如何不断提升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已充分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他表示，目前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实践行动主要依赖民事侵权诉讼的路径，通过个人发起民事诉讼来进行私人维权，这固然有其必要性，但与此同时，通过监管和行政执法的公共执行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保护效果上都具有更大的必要性。

他以App隐私政策不透明问题为例说道，个人诉讼固然可能解决此种问题，但也存在维权成本高，行动分散化等问题，而且针对个案的司法判决也只是针对维权者个人具有个案效果。

王锡锌认为，如果从监管和行政执法的纠偏着手，接受到投诉举报的主管机构，可以采取监管和执法措施，对隐私政策和处理规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性纠偏，这显然更加高效，也更有可能对个人信息保护力度带来系统性改进。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类公共执行机制对个人信息保护而言具有更强的保护力度。“私人执行机制与公共执行机制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兼容。”

对此，他建议，应该由监管机构进行公共执行机制为首先管辖，有效的司法救济作为保底。

王锡锌强调，在宪法权益受侵害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尤其是国家机关采集处理信息过程中涉及到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侵害的，未来需要一些宪法上的救济机制，比如备案审查机制和合宪性审查机制。“这些多元机制的共同生长，可以为我们未来的个人信息上所承载的多元权益提供更强的保护力度。”

采写：南都记者孙朝

出品：南都个人信息保护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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