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雨：陶瓷考古的可能性

在今天，陶瓷器在各种高科技产品面前相形见绌，陶瓷业在各种高利润产业面前似乎也微不足道。但回溯到一两万年前，陶器是备受瞩目的新生事物，陶瓷生产逐渐成为先民生活中的重要生产项目；甚至在两百年前，陶瓷还是清朝实现对外贸易顺差的重量级商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陶瓷器曾是既有普遍性又有引领性的东方产品，我国的陶瓷业曾是在国际范围内极具优势的手工行业。同时，陶瓷作为无机质产品的特性使得其能够很好地对抗时间的“腐蚀”，大量的陶瓷残骸得以留存在诸多的遗址之中。由此，陶瓷自然而然成为考古学科最常见也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基于陶瓷的普遍性、特殊性、代表性，在考古学科内部形成了陶瓷考古这一专门考古方向。

那么，陶瓷考古的特色是什么？陶瓷考古研究在跨学科的背景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具有怎样的可能性？它能够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提供怎样的独特维度呢？

一、与古陶瓷研究的比较

在考古学出现之前，我国并不是不存在古陶瓷研究。实际上，早在南宋时期，由于朝代更迭、社会变动，故国物事便成为了士大夫文人抒怀的寄托。北宋时期北方的一些陶瓷名品由此进入了收藏视野。而对于北宋陶瓷的新旧真假之辨，也便揭开了古陶瓷研究最初的序幕。这一收藏传统出现之后绵延不断，在元明清时期不断发展，更由于清廷皇家基于“河滨遗范”典故富于政治宣传意味的提倡而趋于高潮，由此形成了与之配合的古陶瓷研究传统。

陶瓷考古在我国的出现大致与考古学同步，至今亦已有百年。20世纪20年代，巨鹿古城、殷墟等遗址出土大量陶瓷品，引起了学者的兴趣；此后，一些学者如陈万里、叶麟趾等主动展开窑址调查，寻找各类古代陶瓷的生产地点。这些情况标志了陶瓷考古的开端。如果把古陶瓷研究和陶瓷考古研究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穿透形形色色的议题，在陶瓷考古出现之前的古陶瓷研究中，最核心的东西，是“陶瓷器”，而陶瓷考古把这个研究核心从陶瓷器拉到了陶瓷业。因为从陶瓷考古发展的脉络可知，最狭义的陶瓷考古实质上是窑址考古，而发掘窑址就无法回避生产问题。其研究议题围绕着瓷器的生产、瓷业的运营。而陶瓷考古之前的古陶瓷研究，是立足于收藏消费的，瓷器的真伪早晚至关重要。而对于陶瓷考古而言，真伪早晚是一个研究的一个必经环节，而并非最终目的。也因为陶瓷考古更注重手工业，因此，伴随着我们在手工业维度下的思考，陶瓷考古研究也就不再拘泥于窑址考古，而是以聚落考古和陶瓷生命史、操作链的视角，进一步思考陶瓷作为一种典型个案在整体上的流转过程。这应当是陶瓷考古出现之后，对古陶瓷研究由“陶瓷器”到“陶瓷业”深化的重要推动。

二、考古学研究中的陶瓷考古

考古学家对于陶瓷的关注自始至今，并将长期延续。我们很清楚的一点是：安特生先生发现仰韶文化是基于彩陶；李济先生主持殷墟发掘之后，相较于董作宾先生的变化，就是不要只收甲骨，包括陶器在内的其他遗物也同样要收集。今天的研究者很容易在《李济文集》里能看到他对于殷墟出土原始瓷的描述和研究。他的研究包括了对于陶瓷形态要素和陶瓷技术的观察，可以说初步构建了陶瓷研究的主要议题框架。考古学界更熟悉的故事，是苏秉琦先生利用陶器发展和规范了考古类型学，让类型学成为考古学分析的基本工具。作为考古调查、发掘中最常见的一类遗物，考古学家利用陶瓷试验、发展了很多研究方法，也利用陶瓷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议题。

提类型学这个事情，一般的考古研究者会认为这件事情的方法论意义“大”过了陶瓷考古，这和当下考古学研究者对于陶瓷考古方向的想象并不相同。在考古学科内部，陶瓷考古方向的研究者很容易感受到，其他方向的考古研究者对于陶瓷考古方向研究者最重要的期待，是一种工具性的期待。这个所谓“工具性”，实际上是希望陶瓷考古研究者能够落实出土陶瓷的时间属性和空间属性，简单来说，能断代，能分窑口（产地）。这种期待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陶瓷考古形成一个公认的研究方向。这种期待也赋予陶瓷考古以重要性。众所周知，在非常多的学科中，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产地问题）是最基础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陶瓷考古的重要性等同于科技的测年技术。也是因为要完成考古学界的这个期待，可以说从陶瓷考古诞生以来一直到现在，窑址考古工作和相当大一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分期展开的。甚至在80年代聚落考古兴起以来，考古学界热衷于引进新考古学、努力实践聚落考古研究，陶瓷考古研究者还是在集中精力搞分期，做分期研究。这本质上是因为陶瓷考古担负起了学科内部解决时间问题以及产地问题的责任。考古学内部的这种工具性需求不会消失，因此，陶瓷考古的研究者在未来还会在分期、产地这两个议题上耕耘。同时近年来的成果也表明，符合客观演变规律的分期研究、产地研究精细化，能够带给我们对古代社会历史更深入的认识。这是陶瓷考古发展的第一点可能性，来自于学科内部的要求：时空精细化。

如果回归于考古学本身的学科任务，无论是哪一种专门考古、哪一种分支考古，归根结底，其目标都是要研究古代社会，在历史的探寻中理解人的行为和人性。立足于陶瓷考古，聚焦于此目标，相关研究者很快便可以感知到，完成分期和分区研究还远远不够。所以在陶瓷考古研究领域，完成分期分区研究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生产工艺技术的研究，便是以官窑民窑为中心的生产组织、生产体制的研究，便是以陶瓷品为中心的流通、消费、文化交流相关研究。当然，这些研究并非孤立，而是彼此关联。在这些研究中包含了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视角的考量。在陶瓷考古内部，这些议题当前都算是比较常见的议题。但如果要明确陶瓷考古这一方向的独特性，那或许还需要把陶瓷以及陶瓷手工业，放回到当时的社会，进而审视这样一种考古发现的普遍遗物中，有可能解析出哪些文献不能够直接提供给今人的信息。陶瓷，归根结底是一个个案，个案本身，既包含了普遍性，也包含了特殊性。陶瓷考古研究，更希望能从这种特殊性中，提炼出一些普遍性了。它作为消费品、作为工艺品、作为经济部门中的手工业、作为受到政府部门关注和影响的一种民生范畴，在这些层次里，它到底能够给我们哪些不一样的信息。一旦研究者洞悉了它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就更有可能发掘出它所包含的古代社会信息。这是第二点可能性，回归于历史的整体性和与历史情境的对话。

第三点，在方法论层次上，陶瓷考古的研究者或许仍需反复思索苏秉琦先生类型学研究的启发。陶瓷考古能够成为一个方向，一部分也是因为在考古发现中，它足够普遍，具有代表性。苏秉琦先生利用陶器发展了一种今天考古研究者无法绕过的方法，开辟了一条现代考古学研究的必经之路。而如果我们反观各类遗物，也会发现，陶瓷遗物是出土物中内容、层次最丰富的一种遗物。如果我们要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选择一种遗物来实践、发展一种考古研究方法，那么无论是定性的方法还是定量的方法，陶瓷可能都能够提供给我们足够的支撑，它可能都是发展研究思想最好的试验场。所以，陶瓷考古方向的研究者或许可以站在整个学科的高度来思考，陶瓷能够给考古学科贡献怎样研究方法，又能够怎样地去推动考古学科方法与议题的发展。我想，既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的空间和机遇。

如果我们放到更宏观一点的视角，把陶瓷回归于物的层次，可能我们又会有打通学科的一种感受。今天学界不断地强调交叉学科，文理医工诸多学科都充满着对物的关注。如果我们把陶瓷放在一个更大的跨学科空间中，我想陶瓷考古乃至陶瓷研究会获得更多的可能性。而陶瓷考古的优势在于，它立足于当前历史研究展开最可靠的两个来源（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之一。学科是学者学术启程阶段一个必要的入口，必经的通路，但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或许需要心中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才有可能看到不同的风景，并将之传达给同样关心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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