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娘小薇2024年10月13日发布:年度阅读｜罗不特：我的“一人一篇”

岁末年初，辞旧迎新，读书人、出版人、媒体人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回顾一年来的阅读收获。大家都谈自己读了什么好书（当然也有评选“十大烂书”的），今年我想换一种方式，谈谈自己有幸拜读的几篇论文。一年到头大概总要读个百来篇（没有仔细统计过，感觉差不多有这个数目，甚或超过也未可知），挑几篇印象深刻的说一说，公诸同好，不亦乐乎。

黄东兰的内藤湖南研究

首先想起的是，2023年年中读到的黄东兰的《内藤湖南中国研究的“内在理解”》（内藤湖南の中国研究における「内在的理解」について）。该文收入陶德民编著（按中国惯例，其实应写作“编”）的《内藤湖南研究的最前线》。（内藤湖南研究の最前線；关西大学出版部2023年）2021年11月6日、7日，“内藤湖南与石滨纯太郎——近代东洋学的射程”学术研讨会在关西大学举行。该书主要收录了11月7日所发表的论文。其主体分为三部，涉及内藤湖南的政治观、学术与艺术、儒佛神道观。内容甚为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藤研究的现状。不过，这里只拟对黄氏的大作稍作介绍。

内藤湖南

《“内在理解”》从1980年代柯保安（Paul A. Cohen）提倡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谈起。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旨在以中国的尺度，而不是西方的尺度，来度量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这个主张在美国、中国、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国的情况自不用说；在日本，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由佐藤慎一译为日文，题为“知の帝国主義――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像”，由平凡社于1988年出版）。作者指出，早于柯氏二十多年，日本的东洋史学者增渊龙夫就在内藤湖南的中国研究中发现了与柯氏旨趣相同的“内在理解”的方法。增渊在1962、1963年发表的同名论文《日本近代史学史上的中国与日本》（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里比较了津田左右吉和内藤湖南的中国研究。在增渊看来，津田是以西方文化（或世界文化）为基准观察中国，因中国“已被世界文化遗弃”，故蔑视中国文化，批判中国思想；津田的这种视角是在中国之外设定基准，缺乏“内面的理解”。对于内藤，增渊在政治立场上予以批判，在方法论上则予以肯定，认为内藤“从中国历史的内部切入，把握住了潜移默运的历史长流的走向”。到了晚年，增渊仍然钦佩内藤的“内在理解的方法”，许为卓见。1980年代以后，增渊对内藤的这个认识几乎成为学界的通论。

不过，作者认为增渊关于内藤、津田的论断存在微妙的差别，并着重指出，内藤从漫长的中国历史出发考量辛亥革命后的现状，增渊却没有谈及内藤究竟采用了何种标准。为此，该文通过审视三篇文献——《清朝改革难题》（1901年）、《中国论》（1914年）和《新中国论》（1924年），试图究明内藤的同时代中国史叙述的特色。

作者认为，这三篇文献有一个共同的视角，亦即，在分析传统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观察中国的近代化改革。内藤通过黄宗羲、顾炎武、冯桂芬、梁启超等改革论者的著作接触到“中国人在中国所经历的问题”，从历史的肌理中敏锐地指出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种种弊病，譬如官僚腐败、胥吏专横、官民悬隔、乡党“自治”的发达、国家观念的欠缺等，而这些顽疾是“近世”中国君主独裁政治的结果。据此，内藤主张，无论是行政制度、社会统合的程度，还是国民的资质，中国都难以达到“文明国”的水准，因此中国的变革必须借助外国势力。当时可以作为基准的是西洋，尤其是内藤亲身经历过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且，对于因清朝崩溃而造成的中国“领土问题”，内藤一面思量着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一面基于发端于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观（“一民族一国家”），否定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就此而言，内藤的中国认识，跟增渊批判的津田的中国认识一样，都是以西洋“文明国”以及在明治维新后加入“文明国”行列的日本为尺度的“外在理解”。

作者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冯桂芬、梁启超等人在讨论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时，和内藤一样都是基于“外在的标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认为，在制度和器物两个层面中国已然落后于西方。梁启超在1912年发表的长文《中国立国大方针》、1913年为熊希龄内阁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中，认为在“适者生存”的世界，中国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并需要在财政、产业、交通、司法、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

作者进而指出，柯保安也好，增渊龙夫也好，他们提倡的“内在理解”，都是为了批判美国、日本的中国学界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但这种方法论的批判并没有超出学术的畛域。与之相对，冯桂芬、梁启超等改革派是在存亡危急的关头拯救中国，他们在无意中基于西方、日本的“外在标准”致力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也就是说，他们是历史的当事人，是历史的实践者。同样的，从记者时代开始就对中国问题深有兴味的内藤也是历史的当事人和实践者。内藤和梁启超等中国改革派的差异并不是视角的“内”或“外”，而在于从帝制政治到共和政治，在推进近代化改革的同时是否应该维持中国的多民族国家的结构，以及谁来承担改革的重任。梁启超等人认为，应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追随西洋、日本曾经走过的“富强”之路，这个目标非由中国人自身来达成不可。内藤则心怀鬼胎，希冀在中国扩大日本的权益，否定中国改革派的目标，主张中国不应成为中央集权国家，以“变形的联邦制”国家来维持统一；而且由于中国尚不具备“文明国”的条件，改革必须仰赖外部的力量，尤其是日本人的势力。由此可见，虽然两者都是基于“外部视角”，但在政治主张上却是截然对立的。

通过文献分析和思辨，对学界长期流行的通论提出了异议，是这篇论文的贡献所在。犹如老吏断狱，文章精警有力，引人遐思。

吴炳守的胡适研究

年底读了潘光哲主编的《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这是2013年出版的一个会议论文集，其中有韩国学者吴炳守的一篇论文。论文的主旨，这里就不述说了。只谈一下我为什么觉得这篇论文重要。

该文强调胡适在抗战、内战和冷战时期的思想体验，尤其注重美国思想对胡适的影响。这就为胡适研究打开了一个空间，即我们有必要重视二十世纪美国思想史、欧美政治史、新闻史、冷战史的研究。倘若不明了这个时代背景和思想潮流，要摸清胡适的思想脉络，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附带一提，吴氏的论文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似乎都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可参照潘光哲的导言和黄克武的《胡适的顿挫》；恕我孤陋，暂未读到大陆学者推崇吴氏论作的言论），反倒是身在美国的江勇振借这篇论文提出的概念写出了《舍我其谁：胡适》第四部《国师策士：1932-1962》（主要是第三、四章）。

胡适

王远义的“问题与主义”之辨

王远义的论文题为《惑在哪里——新解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及其历史意义》，（刊于《台大历史学报》第50期，2012年12月）全文将近100页，是难得的、洋溢着真知灼见的长文，绝非拼凑材料、见识浅陋的“水货”。（这篇论文去年年底就打印出来了，搁到2024年1月底才读，姑且算作2023年的阅读收获。）

本以为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已题无剩义，不承想作者以绝大的工夫翻出了“新解”，纯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基于广阔的视野和深入的思辨结出的硕果。

如罗志田所指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只不过是新文化人士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罗志田2005年在《社会科学战线》《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四篇相关论文）。

在汗牛充栋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指出，这场论争在思想史上仍有两个核心问题有待商榷和探讨。其一，胡适在论辩之后的人生中多次提及这一事件，他是否清楚这个论争的历史意蕴，以及他是否清楚自己一生学术思想上的限制何在。其二，该文认为胡适、李大钊的论述触及20世纪现代性的核心危机：自由与独裁的问题，特别是计划经济思潮的大辩论。然而，这个世纪性的危机，要到1938、1939年左右才由哈耶克首次精确地指出，并藉由1944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西方思想界才得以比较完整地理解哈耶克的思想，以及该核心危机的性质。因此，1919年的思想争论，是一出尚未落幕之剧。也就是说，这一事件有必要放在20世纪的历史脉络中加以呈现和探究，特别是以哈耶克“具有洞察性、突破性和针对性的相关思想著作”作为参照，才能领会和把握胡、李之争的深层意涵。（160-161页）

在梳理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知非（蓝公武）的《问题与主义》、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胡适的《三论问题与主义》及《四论问题与主义》之后，作者指出，胡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具体地说，他“反对空谈而不能践行、抽象而不具体和不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并未反对力行的、有计划的、具体行之的‘社会主义’，所以胡适申明他不反对布尔什维克”。（168页）

李大钊

那么，1919年的论辩在当时以及此后为什么会引发许多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含混不清的解释和论述呢？作者认为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基于胡适的角度）。第一，胡适受进化论的影响，相信资本主义会进化到社会主义。第二，长期以来胡适对苏联模式、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没有确切的认识，更谈不上有效的批判。第三，胡适最早可能要到1953年才识得哈耶克《到奴役之路》的主旨。（171页）

接着，论文的第四节（全文共七节）详尽地梳理了胡适在未接触哈耶克思想学说之前，贯穿他大半生的隐而不彰的重要见解。这无疑是胡适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

论文认为，胡适自留美时期起，就接受了如下观点：放任式的资本主义，在点滴渐进的进化世界观中，应该被修正、被超越，并以政府或国家为兴利除弊的工具，介入社会的各种公共利益问题，最终演进到“社会化”之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换言之，胡适主张以国家为工具，以解决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危机和矛盾。（177-178页）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胡适的“工具主义的国家观”。

直到1947年胡适的思想中才出现一个转折性的指标。虽然胡适在1941年对苏联模式有了与此前不同的新见，但他要到1947年才以不容含糊的文字表达这个定见。不过，论文同时指出，“在这一年极富意义的转折中，胡适自青年留美以来长期主张改良中国的‘政治的工具主义’和‘社会的工具主义’方法，却老而弥坚，笃信不移”。（193页）

第五节主要讨论《到奴役之路》之于胡适的意义。论文认为，胡适1954年3月5日发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标志着他一生学术思想重大的转变。（197页）胡适在1941年仍坚信改良的、渐进的社会主义会取代资本主义。这个世界观要到1954年才被放弃，转而支持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三位一体的世界观。尽管如此，作者仍紧追问题不放，进而指出：胡适对哈耶克学说的认识，“虽涉崖略，有所顿悟，但事后不见深求研味，期收渐修之功，可谓见迹仍未见道”。（201页）接着，论文详细探讨了哈耶克在20世纪复杂的时代思潮中的价值和意义，相对之下，胡适在学术思想上的限制就水落石出了。

第六节聚焦经济体制与国家的关系。论文指出，胡适长期主张以“政治的工具主义”来推行、建设民主，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举措真正付诸实践的后果。哈耶克在1967年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自由和民主并不是天然团结一致的：“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是极权主义，而民主的对立面是独裁（authoritarianism）。如此一来，至少有可能在原则上一个民主的政府可以是极权主义的，而一个独裁政府有可能立于自由的原则（liberal principles）而行治。”（218页）这个思想恐怕是胡适终生都无从深入的。论文明确指出：

胡适自“问题与主义”论争以来，没有掌握识透当代民主、自由核心的问题性质与危机所在，因而长期不能察觉自身学术思想的内在矛盾与不足之处，例如在以下诸问题所显示出的例证：自由与民主如何相容的问题、民主自身有导向极权的危险、“政治的工具主义”对个人自由的侵蚀压缩、中央计划对民主与自由的影响，以及分辨因独裁导致极权还是源于计划经济需要独裁而走向极权。（233页）

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胡适所热烈追求的科学明明白白是一种“科学主义”，他的自由主义也纯粹是一种“主义”，对其内里实际上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才会出现很多似是而非的看法。

因此，对于胡适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无法过高估计。作者引用了周德伟1966年的文章，或许可以视作胡适学术思想上的盖棺定论：

不幸胡先生……的主要兴趣，在史学及考证方面。……这些学问，可能有其重要性，但与国计民生无关，与世界之变局，时代潮流，及人民之需要尤不配合。……所以胡先生能对当时的文敝有所匡补，但对于道丧一问题，仍无多少贡献。……（235页）

最后，论文认为当下对胡适的评价仍以“尊奉太过”和“横肆骂詈”见多，而该文希望多少做到“身后恩怨俱平，理宜公论出矣”。

当然，该文并非完满无缺。作者将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中提到的“一位朋友”误认作周德伟，其实是陈之迈（黄克武、江勇振先后指出了这个差错）。

尽管如此，王氏此文体大思精，值得沉潜再三，譬如文中提到的Lionel Gossman等人的研究就值得仔细玩味。然而，限于篇幅，本文只能作一个粗糙的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务请阅读原文。

最后说一下题目的意思。所谓“一人一篇”，就是一个学者如果只选一篇代表作，我个人作出的选择。比如阎步克，我会选他的《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王奇生，我会选他的《高山滚石——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与递进》（《新史学》第七卷，中华书局2013年）；刘志伟，我会选他《家谱的意义》（收入刘氏著《溪畔灯微》，北师大出版社2020年）。这样的“一人一篇”与学者自选的“一人一篇”未必相同，甚至相差甚远，但作为“选家”，提供一种不同的选择，不也挺有意思吗？当然，这样的“一人一篇”并不意味着要将它们奉为圭臬，相反，它们应该成为思考的起点、思辨的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介绍的三篇论文，三位作者的论著老实说我还缺乏深入的了解，但就正好寓目的论作来说，确实让我赞叹莫名。也就是说，了解不深的，选择起来相对容易一些。相比之下，阅读较多的王汎森、罗志田、葛兆光、鲁西奇、侯旭东等学者，我却很是踌躇，一时半会儿选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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