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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检察日报·学术》2024年10月29日 第10709期 第三版

高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梅夏英：

　　借鉴复杂性理论建立数字法研究范式

　　当前数字法研究落后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范式相对陈旧且未及时更新。现有数字法研究沿袭了传统法学的研究范式，即坚持还原论、“主客二分”和线性思维等基本观念和方法，导致对数字系统的整体性、信息运行规律的独特性及信息在主客体之间所具有的超然地位等方面，存在认知不足的问题。基于数字系统与线下社会生活系统同属于现当代复杂性科学所称之“复杂系统”，复杂性理论对于数字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复杂系统理论中关于“自组织”“自适应”和“涌现”等现象的理论研究范式，契合当前数字系统和线下社会系统的发展和演化规律，故具有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未来数字法研究范式的可能性。为建立数字法研究范式，首先应明确数字法所依赖的系统性环境特征，即数字环境具有技术性、公开分享性、公共性、服务性和安全性等鲜明系统特征，进而可以初步设想未来数字法的研究方法，即可以采取还原论和整体性的结合、技术和法律的结合、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以及“人”和“机器”的结合等方法。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燕龙：

　　正确界分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区分是刑事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疑难问题。围绕“复制发行”与“销售”的解释，学术上素有一行为说、吸收说、区别说等多种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争论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刑法修正案（十一）虽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发行行为的范围，但两罪的关系依旧悬而未决，而司法部门在此问题上始终未能统一裁判规则。发行含义的界定不清导致两罪名的关系不明，引发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混乱。民刑两大部门法的不同思维模式及概念体系的混用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应在法秩序统一的教义学立场上，以类型思维为工具，准确描述发行的类型，将刑法第217条中的“复制发行”解释为复制、发行或既复制又发行。发行与销售是包容关系，相应地，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呈现出一般法与特殊法的法条竞合关系，应从一重罪适用，同时杜绝数罪并罚的做法，体系性地消除适用冲突。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江：

　　明确刑行相同条文衔接适用规则

　　刑法与行政法规定的条文表述相同是我国法律体系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立法现象，这可能导致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的界限模糊，使得犯罪的衔接适用面临诸多实践困境，甚至直接排除了行政法的适用空间。但立足刑法上犯罪的实质标准，基于我国刑法与行政法二元法律责任的实际，即使是刑法与行政法条文规定相同情况下的犯罪，也应当承认相关法律具有衔接适用的必要性。在刑法与行政法条文表述相同时的规范适用中，应坚持实质判断的标准，即不能机械式、形式化地理解刑法条文，不能仅仅因为有刑法所规定的行为就直接认定为犯罪，而应从实质上去判断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实现法律的衔接适用，应从刑法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个层面实现法律关系的协调：从内部关系而言，实现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协调；从外部关系而言，实现刑法与行政法等非刑事法的协调。与此相应，在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情形下，应当适用行政法追究其行政违法责任，同时，应当明确界定反映社会危害性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为法律的衔接适用提供明确的规则。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夏伟：

　　法典化需要部门法治与领域法治融合发展

　　近代法治进程中的部门法治模式既适应了公私分化的社会结构变迁及其治理需求，也以“一法一部门”的形式框架束缚了法治发展。面向法典化时代，在部门法治基础上融合领域法治，能有效突破法治模式的“部门壁障”，增强整体法秩序的统一性。在基本立场上，我国应当立足以法典化为重要路径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反思欧陆法系解法典式重构方案的法治缺陷及其方法论价值，实现部门法治与领域法治的融合发展。在规范论层面，应基于法秩序统一性与民行刑之间的梯度关系，以领域为界限促进民事、行政与刑事法规范的“诸法融合”，修复立法衔接断层。在方法论层面，需要重点强化人工智能、网络暴力、无人驾驶等关键领域专项立法，以最大化填补法律漏洞、减少法条竞合、消除法法冲突，构建体系自洽的“微观法治系统”。

　　（以上依据《法学家》《河北学刊》《法学》《政法论坛》，高梅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