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化是中华法系的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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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是中华法系的制度表现

“法典”是中华法系的制度表现，法典化是中华法系的主要特色。中国是文字大国，是汉字的发源地，我们的祖先早就学会了用文字表达法律、将法律成文化、将成文法律法典化，并逐渐形成了“有典有册”“律例统编”的法典文化和典章化传统。春秋时期，郑国执政子产“铸刑鼎”、邓析编订“竹刑”，是成文法典的雏形。战国时期，魏国李悝著法经，设《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含实体法和程序法，开中华法典化之先河。之后，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六篇。自秦朝始，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保持着“法典情结”，倾力编纂法典布信天下、以示威严。汉朝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其中魏新律、两晋泰始律具有代表性。法典化的鼎盛时期出现在隋唐，隋朝制定开皇律，唐初以开皇律为基础制定武德律12篇500条，后编定唐律疏议30卷，永徽四年颁行全国。唐律和律疏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中华法系成熟的标志。正如著名唐律研究专家刘晓林所言：“中华法系最为成熟、完备的形态是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古代法典与律令体系，以及围绕律令体系形成的一整套立法、司法等法律操作技术与法学理论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此而孕育的法治传统、法律文化与文明秩序。”清末法律家沈家本论及法典沿革时曾说：“论者咸以唐法为得其中，宋以后皆遵用，虽间有轻重，其大段固本于唐也。”事实确乎如此，唐律疏议确立了中华法系的内在逻辑，以后宋刑统、大元通制、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各代法典基本沿唐律。

中国古代法典化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以“法典”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人民安宁。首先，在5000多年文明演进中，我国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君臣共治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盐铁专卖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自秦朝结束分封制，改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国同制，两千多年来都沿袭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基本法律制度，这种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两千多年来总体上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制定（编纂）法典就是把这些制度法律化体系化，使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更好地维护国家统一。其次，法律的成文化一方面在事前明确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界限，与以“礼”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一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的行为规范，以指引民众的行为并防止对规则的随意违反；另一方面在事后设定了一系列惩罚措施，以惩戒和威慑违法行为，并将刑罚权垄断于国家，避免因私刑而导致社会矛盾升级。就此而论，法律的成文化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再次，在古代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的背景下，法律的成文化还通过保护财产权益、保护弱势群体、维护家长制度、塑造文化认同等方式，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生活的安宁。

第二，以“法典”适应“变法”“新政”。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张居正变法，都伴随着法典化进程，战国时期著名政法改革家李悝编纂法经，商鞅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秦律等，就是为了推动改革、推行新政。以“法典”适应“变法”“新政”，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在于：任何“变法”和“新政”的出台，往往意味着“破旧立新”，而无论是“破旧”所孕育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还是“立新”所需要配套的相应的政策工具与制度工具，都需要以“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确，以防止在此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混乱失序，并明确具体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更重要的是，一部系统、完备的新法典，往往还能够起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的效果，为“盛世”的出现奠定基础、积蓄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成就了‘贞观之治’；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

第三，以“法典”实现法制统一。从法律“进化”的角度看，如果说习惯法的成文化是“进化史”上的第一次突破，那么，成文法的法典化则当属“进化史”上的第二次飞跃。法典化，不是对既有规范的简单罗列与粗糙“装订”，而是以统一的制式、系统的内容、融贯的机理、和谐的意旨，在既有规范基础上作集成性创新，这需要高超的立法技术。从历史进程上看，维护皇权和统治阶级利益的封建社会法律，必然把打击犯罪作为立法之重，“以刑为主”是其本色。但随着经济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需要在原有律法的基础上，对包括民生、财产、婚姻、继承、诉讼等多方面内容作全面性规制，而中华法系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因应时代变化发展需求，呈现出从“诸法合一”到“诸法合体”再向综合性法典发展的趋势，形成了结构合理、内容全面、机理一致的诸部法典，足见立法技术之高超。

第四，以“法典”彰显精湛法律技艺。例如，从法经开始的各代表性法典均以“总则”与“分则”为体例，且法典中的定义或界定非常精确、法言法语精湛易懂，力求“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同时，法典文化中还蕴藏着诸多原创性概念，如“律母”（律文之中的以、准、皆、各、其、及、即、若）、“律眼”（但、同、俱、依、并、从、累减、递减、从重、罪同、同罪、听减、得减、收赎等语词）等。此外，在法典化的发展过程中，法律解释技术亦十分发达，并对法典适用形成有效补充，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法律答问》，对秦律中的诸多条文、术语作出解释，以说明、举例等方式对律文适用作详细展开，有效地化解了律文之力求精简与实践之纷繁复杂间的关系，并丰富了今日对法律解释学的研究素材。又如《唐律疏议》以“疏议”的形式对唐律规定作极为精细的解释，放在今日仍令人惊叹，可见中华法系下精湛的法律技艺。

（作者为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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