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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对此往往容易简单地表述为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这不很准确。因为毛泽东最初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含有“第二个结合”的意蕴，比如大家熟知的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珍贵遗产的名言。不过，在当时尚未形成“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建构。因此，现在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它就具有由理论创新赋予的崭新意义。这里仅阐释它的文明史意义：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

“第二个结合”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它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基础和精神核心，其“魂”其“根”形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根本的文化架构，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不同于本民族传统文明，也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的独特属性和本质规定。这表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使命。不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绝不仅仅是世界现代多元文明中并列平行之一元，而是具有引领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作用，而“第二个结合”是这引领性作用的重要思想基础。

引领人类文明走出西方现代文明的困境

首先，“第二个结合”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引领人类文明走出西方现代文明的困境。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相伴而生。马克思肯定历史上“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同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造就了畸形的文明，即“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人被资本金钱所奴役、所藐视而异化，丧失了主体性。克服这种异化的理想前景，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依据这样的思想，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发展过程，同时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最终目标，其建设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类型层面上的升华，是引领世界走出将人陷于异化境地的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而“第二个结合”则贯穿其间。

这具体展开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这“六观”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本质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品格，而其之“独特”，在于它们是由“第二个结合”形成的。这个世界观对于“世界向何处去”即希望拥有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打破了西方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世界法则”的蛮横。这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又根植于以“天下为公”而求世界大同的中华优秀传统。这个价值观以人民至上为核心，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追求，与西方大多数人被资本压榨、欺辱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也闪耀着中华传统的“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思想光亮。这个历史观强调“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中国式现代化的伟业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奋斗所创造的，有力否定了西方“教师爷”的指手画脚。这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把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发挥其历史主动性的观点，又以中华文化“自强不息”的自主发展和“斯文在兹”的文化自信的传统为历史底蕴。这个文明观以不同文明的包容互鉴为根本。包容是在静态意义上肯定不同文明平等地共存同生，互鉴是在动态意义上强调不同文明由相互为镜（鉴者，镜也）而带来相互成就。这与西方文明自以为高人一等、强人从己是完全不同的。它是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和“和而不同”“相反而相成”的中华文化传统的结合。这个民主观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宗旨，与西方在选举形式掩盖下的政治为资本所操弄的假民主相区别。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创新，而体现这个宗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这个生态观站在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高度谋划发展，避免了西方的生态危机固化的弊病，把马克思将自然界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观点与中华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相贯通。从“第二个结合”造就的“六观”，可以看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类型层面上超越西方的升华。

引领社会主义文明重焕荣光

其次，“第二个结合”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引领社会主义文明重焕荣光。从文明的社会形态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明。以“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建设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经由这个“‘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对传统文明的“赓续”和“更新”。这是以马克思、恩格斯通观前资本主义的传统文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和后资本主义的新文明的大文明观为依据的。他们指出，当资本主义进入“自我批判“阶段，以其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诸多弊端得到较为充分暴露时，曾为资本主义文明否定的传统文明显示出它蕴含的宝贵的东西，而这应当在后资本主义的新文明中重新激活。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在“以财富为唯一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即现代资本主义之后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予以充分的肯定，恩格斯认为这是“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就是说，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作为传统文明在后资本主义的更高历史阶段的再现复活，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应然变为实然。这最突出地表现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主要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价值观提出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来的，“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结构上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在新时代的再度呈现。习近平总书记还说：“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容上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六大传统理念在新时代的重新激活。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传统文明在更高历史阶段上的复归。随着20世纪末叶苏联的解体和东欧易帜，社会主义文明形态顿时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光辉。以“第二个结合”建设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明，既体现了把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成就转化为文明兴盛的时代吸引力，又因扎根传统沃土而有民族凝聚力。这就使社会主义再次成为能够给人们带来美好明天的文明形态而显示于世人面前。

引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开辟方向

再次，“第二个结合”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引领希望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加快步伐又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开辟方向。从文明的技术形态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由传统农耕文明转变而来的。同时，现代化进程与城市化相伴，无情地瓦解着乡村传统文明。因此，“第二个结合”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过程中，必须解决好传统农耕文明的继承发展的问题，而这对于大多数面临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跨越的发展中国家是有示范意义的。

马克思晚年在把目光投向东方传统社会时，曾设想过俄国农村公社的传统也许可以成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的“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当然，“第二个结合”把继承发展传统农耕文明放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地位，“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而是根据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的国情，“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形成了诸如民俗、信仰、习惯、民风、村风、乡规民约、伦理规范等传统文化系统，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根基。如果丢弃了农耕文明的文化传统，那么“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将失去源头、主体和载体。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习近平总书记把乡村传统文化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无比珍贵的财富，强调建设新农村必须注意“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他在谈到新农村建设时，引用苏轼、范仲淹描写的自然风光，讲起了沈从文小说中叙述的乡村温情，指出：“搞新农村建设，决不是要把这些乡情美景都弄没了，而是要让它们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重视延续乡村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以乡愁为基因，以乡贤为楷模，以倡导优良家风、家训为抓手，以讲解传统典籍的讲习会为大众课堂，敦厚民风民心，以文旅融合为途径，挖掘乡村文化资源，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培育乡村人文环境，由此展现出传承发展提升农耕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的生动情景。以“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回答从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

上述三个引领意味着“第二个结合”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是中华传统文明、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三者有机融合。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产生，使得历史成为世界的历史，社会主义是世界性事业，发展中国家占据了世界国家的大多数，所以，上述三个引领的文明史意义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性意义。

作者：

文：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性研究”阶段性成果） 图：新华社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杨逸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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