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果美食2024年10月12日发布:实事求是是改革方法论的精髓

中国改革的总基调是渐进的。渐进意味着一步步来，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一口吃个胖子。中国的改革任务是一段一段地完成的：1984年之前主要是农村改革，1984年之后转向城市改革，1992年之后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世纪之交前后是国企改革和社会建设改革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则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这些改革前后相继、逐步推进。渐进意味着慢慢转变，不是突然九十度乃至一百八十度转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典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济体制改革总的累积转变很大、是具有革命性的，而每一个环节的转变又是自然的、水到渠成的。有关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是这样：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逐渐调整、水到渠成。

中国走渐进改革之路，一是基于改革的基本性质。激进与渐进作为改革的手段，总是受制于改革的目标。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无论中国改革在体制上变化有多大，但在根本制度上是始终不变的。这就从终极意义上决定改革只能是渐进的。二是基于改革的发展要求。中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起点低，底子薄，尤其是改革之初，面临极为迫切的任务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因此，中国不能将发展停下来进行改革，更不能因为改革而使发展倒退。中国改革是在“不停车检修”的情况下展开的，这对稳定有很高的要求。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起来。很显然，速度过快、转变过大的改革，不容易控制。而渐进改革比较从容，改革的目标和策略可以适时地得到评估检验和修正调整，这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对社会冲击较小，有利于社会的基本稳定。

然而，中国改革也有激进的因素。第一，中国改革是深刻的。邓小平对改革的深刻性有个重要的论断，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比如中国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在理论上是石破天惊的，在实践上是前无古人的。没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改革，比这更为深刻的了。中国改革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是极大的变革。第二，中国改革是永续的。我们常强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强调越是环境复杂，越是要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不断推向深入。中国这样坚定的改革决心，这样彻底的改革态度，是世所罕见的，不能不说也是“激进的”。中国渐进而长期的改革，宛如一场改革的马拉松，静水而流深，宁静以致远，“深”和“远”是中国改革的特征。40年来算总账，总体上我们的改革不是慢的，尤其是我们改革的效果是好的。第三，中国改革中也有快进。改革的速度有快有慢，不可能是匀速的，也不都是慢的。中国改革之初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乎一两年就在整个中国全面推开，这甚至比当初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都快得多。我们提出改革举措当然要慎重，要反复研究、反复论证，但也不能因此就谨小慎微、裹足不前。改革不可能都是四平八稳、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实践中，我们的改革很多时候在讨论、在探索，是渐进的甚至是平静的，而在重大改革举措出台之时，短期内大力推进、快速突破，又有激进之势。

全面与重点：改革的一点和多点突破，由点及面，渐次展开，最终指向并形成全面改革

如果说动态上看速度，那么静态上就看结构。全面与重点又是改革方法关注的一个焦点。

中国改革是全面的。纵观四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全方位的变化，既是全面改革的结果，也是改革全面性的体现。中国改革的全面性，是社会自身的统一性决定的。社会是各方面相互紧密联系的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结构角度，仅仅改革社会的一个方面，而其他方面保持不动，这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上更做不到。就深度和广度关系而言，没有广度，就很难有深度，深度最终建立在广度之上, 深刻的改革必然是全面的改革。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深知改革的关联性，指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深化不下去，甚至既有的改革成果也难以巩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逐渐明确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就是对社会全面性的深刻的自觉认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协调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最鲜明特征之一。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改革进行了战略部署。这使得改革的全面性进入了新的阶段。

然而，中国改革的全面中有重点。如同所有工作一样，改革不可能平均用力，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各方面不能齐头并进，总是要分个轻重缓急的。全面的改革总是从局部突破开始，突破口在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问题是改革的突破口，哪个领域有问题，就在哪个领域进行改革；哪个领域问题严重，就在哪个领域重拳出击。从必要性来说，改革总是从那些矛盾比较集中的地方，急需要改、不改不行的地方开始。从可能性来说，改革最可能从那些阻力小的、比较容易改的地方开始。改革究竟从哪里开始，多是在那些必要性和可能性交集的地方。改革的重点，就是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中国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因为农村是最需要改革的地方，没有什么比解决最为基本的吃饭问题更紧迫；因为农村是阻力或震动最小的地方，农村某种意义上属于“边缘地带”，可能造成的震动最小、最可控制。

中国改革的大势是更加趋向全面。改革的一点和多点突破，由点及面，渐次展开，最终指向并形成全面改革。中国改革的进程展示了这样的逻辑：地域的试点，在取得经验之后向全国展开；对象的选点，从某一个局部率先突破然后向全领域展开；领域的拓展，从经济领域全面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国防军队等。

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树立改革全局观，顶层设计要立足全局，基层探索要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

改革由谁来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又是一个近年来愈来愈受关注的焦点问题。

中国改革一直有顶层设计。不如此，邓小平何以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战略步骤，提出了判断改革的基本标准，对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的改革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正是这些指引了改革的方向、确立了改革的原则。中国改革是自觉的而不是自发的，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这些都是顶层设计的重要特征。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不仅如此，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机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改革之所以需要顶层设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必然，是中国国情的必然，是改革深化的必然。就制度而言，与历史上其他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种自发的制度，而是遵循规律的有目的建构的制度。换言之，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很强顶层设计特色的制度，这种制度下的改革自然带上制度的禀赋和印记。就国情而言，中国是个大而复杂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顶层设计以纵览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谋划改革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推动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这与中国历史文化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致的。就经验而言，在中国长期改革的过程中，我们的认识越来越多，对规律的把握越来越深刻，也能够对改革进行更好的顶层设计。还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也是我们强有力顶层设计的保证。总而言之，我们需要顶层设计，也能够顶层设计。

然而，中国改革非常重视基层首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人，这是40年来中国改革的生动实践。改革以人民为中心，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为人民共享，这些都是改革中耳熟能详的。改革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改革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人民首创、基层首创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特点，在改革初期更是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农村改革、乡镇企业都是基层创造，在卓有成效后加以认可、总结和推广的。新时代改革还要激活基层经验，对基层率先突破、取得经验的，要及时拿到面上来研究论证，条件成熟的要及时推广。强调基层首创也是符合国情的，中国各地方、各领域千差万别，有效的改革只能从具体实际出发，必须借助于深处改革第一线的干部群众的创造精神。广大基层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立足自身优势，为全局改革创造更多经验。

中国改革是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的统一。一方面，中国改革早期的一大特色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既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本本上找到现成答案，也没有任何现成的实践经验可以照搬照抄，必须靠敢闯敢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另一方面，中国改革越来越强调顶层设计。随着改革的复杂化和系统化，我们更需要顶层设计。随着改革经验的积累和认识的升华，我们更有能力进行顶层设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基层探索，更不是舍弃基层探索。改革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任何理论和设计要发挥作用，最终都是要通过基层的实践来达成的，否则哪怕是最完美的方案也只是空中楼阁。新时代要牢固树立改革全局观，顶层设计要立足全局，基层探索要观照全局，大胆探索，积极作为，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

辩证法与实事求是：中国改革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不拘泥于具体的方法，从实际出发使用方法，以实践后果检验方法

中国改革充满了辩证法。我们要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一方面，辩证地结合。渐进与激进、全面与重点、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如果用形而上学的思维，就只能是非此即彼。我们运用辩证法，将它们有机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取长补短。我们在改革中辩证地把握好新与旧、破与立、废与建、动与静、快与慢的均衡和力度，处理好战略和战术、政策和策略、节奏和分寸、手段和技巧等关系。我们综合地灵活地运用各种方法，才形成此起彼伏、绵延不断、高潮迭起、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另一个方面，辩证地分析。对具体的改革方法，要看到其两面性。既要看到某一方法的有效性，也要看到其局限性。从辩证法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方法，更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改革的方法也是这样。我们改革的具体方法，是不断选择和不断调整的。中国改革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套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的方法，我们都可以试、都可以干。毋宁说，中国改革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不拘泥于具体的方法，从实际出发使用方法，以实践后果检验方法。

中国改革最根本的是从实事求是出发。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邓小平在总结改革经验时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一再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改革最根本的是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改革辩证法的运用，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度”。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强调渐进或激进、全面或重点、顶层设计或基层首创，对这些强调到什么样的程度，都要从实际出发。比如，速度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最重要的是符合实际。能快则快，当慢则慢。不从实际出发，抽象地谈论快慢，抽象地褒贬渐进或激进，都是有问题的。又如，处理全面和重点关系，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离开了实事求是，各种方法的选择就有主观性、随意性，这样的所谓辩证法就是不科学的甚至是诡辩的。只有立足于实事求是，才能拿捏好“度”，将科学与艺术统一起来。因此，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髓，也是改革方法论的精髓。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从唯物辩证法出发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才有我们渐进而坚韧的、长期而接力的改革，很难想象多党轮流执政、诉诸短期行为、前后相互拆台的国家能进行这样的改革。有了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和崇高的威望，才有我们在关键时候能断然推进，而不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从根本上保证我们改革全面推进，并且也能一段时期集中力量进行一个方面的攻关，而不是互相牵制、顾此失彼。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制度，改革才既能集中集体智慧进行顶层设计，又能发动全社会力量进行具体探索，而不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等等。当然，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改革进程不断经受锻炼和考验而愈加成熟的，在运用改革的方法上也是不断完善而达到驾轻就熟的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问题，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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