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觉醒｜跨越大西洋的悲歌与呐喊

奴隶贩子们从欧洲出发，满载着酒、织物和枪炮等商品前往西非。他们打着交易的旗号诱骗当地人踏上前往美洲的贩奴船，经过六至十周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后，最终抵达美洲。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奴隶们被高价卖给种植园主和矿场主，奴隶贩子们则带着换来的农矿产品回到欧洲。“欧洲-非洲-美洲-欧洲”——这个三角形航程让欧洲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其中利润最丰厚的就是奴隶贩卖。

海岸角奴隶堡是诸多城堡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它最早由瑞典人修建，几经辗转后落入英国人手中。

“这里关押的奴隶不仅来自加纳，还来自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地。”门萨带着记者走向关押奴隶的地牢。地牢内阴暗潮湿，石墙上仅有一个巴掌大小的窗子透进些许光线。这样的地牢共有五间，每间都要挤进150至200名奴隶。他们戴着镣铐蹲坐，通常被关上数周甚至数月，直到贩奴船抵岸。

“他们在这里吃饭、睡觉、排泄。”门萨说。奴隶们在排泄物、呕吐物、血液和各种污物中生存，疾病迅速传播，“很多人死在这里，他们的尸体连同一些尚未断气的奴隶一起被抛入海中”。

这是6月19日在加纳海岸角奴隶堡拍摄的地牢一隅，墙边摆满了人们寄托哀思的鲜花。新华社记者李亚辉摄

地牢上方是一座小教堂，紧挨教堂入口处有一方天窗，方便西方殖民者监视。“他们唱圣歌时一定会听见奴隶的哭喊，”门萨激动地说，“他们在这里贩卖人口，还在这里祈祷！”

贩奴船到来后，活下来的奴隶们像牛马一样被赶出地牢，穿过这座城堡的“不归之门”，踏上一段生死未卜的险途。

美国作家约翰·斯皮尔斯在《美洲奴隶贸易：起源、繁荣与终结》中写道：为了装下更多奴隶，奴隶贩子们穷尽“聪明才智”，比如将男性奴隶两人一组用脚镣锁住，让他们平躺或侧卧在低矮闷热的货舱内，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难以动弹。

航程漫漫，风高浪急，勉强活命的食物、糟糕的卫生条件和随之而来的疾病，导致奴隶在运输途中的死亡率约为15%。在奴隶贩子眼中，奴隶是“货物”，当船上出现饮用水和食物短缺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奴隶扔入大海，返程后再以“为确保船只安全被迫丢弃货物减重”为由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

加勒比共同体常驻联合国代表米苏丽·舍曼-彼得表示，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400多年间，有1200万至2000万非洲人从世代生息的家园被掳走为奴。

“让他们劳作到死后再买新的更划算”

从加纳海岸角奴隶堡出发，沿海岸线向东行约450公里，贝宁维达古城的沙滩上矗立着又一座被称为“不归之门”的宏伟拱门，纪念从此地被贩卖至美洲的奴隶。

这是5月27日在贝宁维达拍摄的“不归之门”。新华社记者李亚辉摄

维达古城是几内亚湾“奴隶海岸”的一部分。“不归之门”是这里一条长达4公里的“奴隶之路”的终点，而起点是被称为“查查广场”的奴隶拍卖地。

“一门加农炮可以换15个男奴隶或21个女奴隶。”20岁的贝宁导游埃斯佩罗·德索萨指着广场旁的加农炮说。埃斯佩罗是奴隶贸易时期维达“总督”弗朗西斯科·费利克斯·德索萨的后裔。

这位有着葡萄牙血统的维达“总督”是当时著名的奴隶贩子，“查查”是他的别称。在其统治下，面向巴西的奴隶贸易在这里发展迅速。

这是5月27日在贝宁维达拍摄的“查查广场”。新华社记者李亚辉摄

16世纪初，葡萄牙人率先登陆巴西。这里土地广阔、物产富饶，堪比天堂的环境令葡萄牙殖民者感觉仿佛发现了“伊甸园”。葡萄牙人将精力投入到甘蔗种植中，生产当时在欧洲被视为奢侈品的蔗糖。

当殖民者试图在巴西大规模开垦甘蔗园时，残酷的劳役制度以及来自欧洲的各种细菌病毒导致原住民人口骤减。甘蔗种植带来的巨额利润催生了种植园主对非洲奴隶的“偏好”。在殖民者看来，非洲人对从欧洲传入的疾病有一定抵抗力，而且远离故土，缺乏社会联系，更容易被控制。

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赖因哈德在《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一书中写道，巴西殖民地一家名为“塞尔希培”的甘蔗种植园的园工中，非洲人1574年仅占7%，1591年已占37%，这一比例到1638年达到100%。另据记载，到1630年，已有约17万名非洲奴隶抵达巴西，甘蔗基本上成了“黑奴作物”。

美国作家莉萨·琳赛在《海上囚徒：奴隶贸易四百年》一书中写道：“这些甘蔗种植园只顾效率，惨无人道。在收割季节，奴隶们白天要在甘蔗地里辛苦劳作，晚上还要到工厂劳动，孕妇直到分娩前还在砍甘蔗……种植园主认为，相比于提供有利繁衍的环境，让他们劳作到死后再买新的更划算。”

据统计，从16世纪至19世纪，葡萄牙向巴西运输奴隶约550万人，奴隶逐渐成为巴西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今天的巴西依然可见奴隶贸易留下的印记。瓦隆古码头遗址矗立在里约热内卢市中心，这一始建于18世纪末的码头是当时非洲黑奴登陆巴西的主要地点。1811年至1831年间，上百万黑奴从这里进入巴西。2017年，瓦隆古码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里约热内卢港口区附近有一片被称为“小非洲”的非洲裔移民聚集区。每周一和周五，四五个乐手兼歌手在这里围坐着边弹边唱，舞者们跟着节奏跳起圆圈桑巴舞。

如今已成为巴西文化符号的桑巴，最早流行于巴西东北部巴伊亚州，大量黑奴曾在该州劳役。巴西人普遍认为，“桑巴”一词是从非洲安哥拉或刚果地区的部族语言基姆本杜语中“森巴”一词演变而来，意为一种激昂的肚皮舞。

有种说法是，当年葡萄牙殖民者从非洲向巴西贩运黑奴时，每天都把黑奴赶上甲板，以敲打酒桶和铁锅伴奏，让他们跳一通“森巴”活动筋骨。贩奴者这么做的目的是，让黑奴到岸时显得腿脚灵便，从而卖出个好价钱。

一艘贩奴船半年内获利4万多美元

1814年，一位欧洲访客在游记中这样描绘一座城市：数百座高耸入云的工厂，巨大的烟囱喷吐着黑色煤烟。这是英国曼彻斯特。18世纪初，这里还是一个不到一万人口的小镇，到了19世纪中叶，它已发展为英国重要的纺织业中心，拥有上百家棉纺织厂，产品远销大洋彼岸。

“正是对‘三角贸易’的巨大依赖造就了曼彻斯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任总理、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点明了奴隶制度和殖民统治对西方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大英帝国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上层建筑是美洲贸易和制海权，下面的基础是非洲黑人的劳动”。

离曼彻斯特不远的利物浦曾是一个荒凉的渔村，后来受益于地理位置而成为重要的奴隶贸易港口，进而成为英国的工业重镇。有据可查的英国第一艘贩奴船就是1699年10月从利物浦出发，船上载有约220名非洲奴隶，目的地是加勒比地区。整个18世纪，来自利物浦的贩奴船贩运了约150万非洲奴隶。

不仅是利物浦，英国的伦敦和布里斯托，法国的南特和波尔多，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泽兰等欧洲城市早年都因奴隶贸易而繁荣。这一罪恶的交易推动了欧洲殖民国家制造业、运输业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据记载，在17世纪，每个黑人奴隶在非洲的离岸价格是25英镑，运到美洲后可卖到150英镑，而当时英国一名工匠将近4年的总收入也不过才100英镑。许多奴隶贩子以微薄的资本起家，每次出航都能获得几倍于成本的利润，最高可达10倍，横渡几次大西洋后就摇身一变成为富商巨贾。

一名贩奴船船长曾在自传中记录，1827年一艘造价不到4000美元的贩奴船在6个月内获得超过4万美元的净利润。

奴隶贸易还促进了欧洲金融和保险业的发展，银行和保险公司争相推出衍生业务。靠奴隶贸易发家的西方商人成为银行家，用这些带血的资本投资新兴的企业。

这是2020年8月1日拍摄的英国伦敦金融城。新华社记者韩岩摄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英国奴隶制遗产”项目研究显示，如今英国的富人中，有一到两成人的财产与奴隶制有很大关联。巴克莱银行、劳埃德银行等英国老牌银行都是靠奴隶制赚取“第一桶金”，它们的发家过程是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缩影。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下半叶是奴隶贸易最猖獗的时期。在暴利驱动下，奴隶贸易成为连接欧洲、非洲和美洲的主要贸易活动，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普鲁士、丹麦、瑞典、美国等国都争相参与其中。

美洲白人种植园主从奴隶贸易中获取暴利。美国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其著作《棉花帝国》中指出，美国早期资本积累正是来源于“在从原住民手中抢来的土地上迫使非洲奴隶种植的棉花”。19世纪中期，美国一半以上的出口商品都与蓄奴州产出的棉花有关。

长达四个世纪的奴隶贸易为西方国家带来巨额财富，成为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也让人认识到当时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残暴与血腥。

“奴役与反奴役，一切皆为利润与帝国”

1938年，还在牛津大学学习的威廉姆斯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一书中提出引发当时学界轰动的观点：西方国家废除奴隶制，并非是在道德层面的反省，而是出于经济利益和战略需求的考量。

这一论断在当时挑战了西方史学界长期以来的主张。欧洲殖民史学家认为，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在废奴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威廉姆斯把手稿交给当时英国的出版商弗雷德里克·沃伯格时，后者断然拒绝，称其“有悖英国的传统”。

“奴役与反奴役，一切皆为利润与帝国。”这位后来担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的学者在书中揭示，奴隶们创造出的财富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奴隶制又成为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的“阻碍”。

“国家一旦实现工业化，对人工劳动的需求便大幅减少，机器可以全天候运转，而奴隶的工作效率和时间都有其局限性。”加纳历史学者亚乌·阿诺基耶-弗林蓬解释了奴隶需求降低的原因。

阿诺基耶-弗林蓬指出，奴隶制的终结不是西方人一时的良心发现，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包含生产模式变化、道德争论和法律挑战等。“此外，当奴隶贸易参与者或奴隶主被要求放弃奴隶制时，这些既得利益者都获得了巨额赔偿。”

6月17日，在加纳阿克拉，历史学者亚乌·阿诺基耶-弗林蓬接受新华社采访。新华社记者李亚辉摄

例如，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就曾被曝光，他家族祖上就是奴隶主，当年靠着1833年《废除奴隶制法案》的规定获得了一大笔赔偿。然而，上千万沦为奴隶的非洲人在他乡受尽磨难后，却分文未得。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方新形成的资本家势力逐渐壮大，他们需要更廉价的原料和更广阔的市场。而垄断原料供应的殖民地种植园依靠奴隶劳动维持生产，长期的强迫劳动和土地肥力下降导致生产效率逐年下滑，原料价格也随之上涨。新兴资本家为打击种植园对原料的垄断，意图摧毁对方赖以生存的奴隶制。

与此同时，非洲人民从未放弃反抗斗争。18世纪后半叶，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大规模奴隶起义此起彼伏，让贩奴这笔“生意”不再那么一本万利。1791年开始的海地革命吹响时代的号角。海地奴隶们对法国殖民者的反抗终在1804年获得成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

英国议会在1807年通过了《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类似法令，但追求暴利的欲望让奴隶贸易转入“地下”。为了避免罚款，奴隶贩子在海上遭到追踪时会将奴隶捆绑起来，系上石块扔进大海。直到19世纪末，全球奴隶贸易才基本销声匿迹。

然而，非洲人民的厄运远未结束。在1884年至1885年的柏林会议召开后，西方列强开始了对非洲大陆的全面入侵和疯狂瓜分，加深了非洲的苦难，使其面临长期贫穷与落后。

“我们原本有自己的文字和交流方式。奴隶制导致大量非洲年轻人口损失，给非洲的文明传承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破坏。殖民期间强行划定的国界进一步削弱了非洲的团结。”阿诺基耶-弗林蓬说。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内森·纳恩的研究显示，在奴隶贸易时期奴隶输出数量越多的非洲国家，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低，这些国家对周边人群的信任程度也更低。

“非洲仍存在奴隶贩子犯罪的印记。”几内亚首任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说，非洲人民今天的贫困程度，与他们被剥削的漫长历史有着明显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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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必须团结”

今天，恩克鲁玛的塑像屹立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市中心的恩克鲁玛陵园。这位加纳首任总统表情坚毅，左手握拳，右手指向远方，迈开坚定的步伐。陵园内一面白色墙上印着恩克鲁玛的名言：“我是非洲人，不是因为我出生在非洲，而是因为非洲在我心中诞生。”

这是6月17日在加纳阿克拉恩克鲁玛陵园拍摄的一处纪念墙，墙上印着恩克鲁玛的名言。新华社记者李亚辉摄

加纳于1957年3月6日宣告独立，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从西方殖民统治下独立的国家。当时，恩克鲁玛在如今陵园的所在地宣布这一消息，铿锵有力地说：“我们的独立除非与非洲大陆的彻底解放联系在一起，否则毫无意义。”

这位“加纳之父”是一位坚定的泛非主义者，他在《非洲必须团结》一书中呼吁非洲各国团结一致，实现非洲大陆真正的独立和繁荣。

泛非主义理念得到了那些流散在外的非洲奴隶后代的认同。1900年，首届泛非会议在伦敦召开，来自美国、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等地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全世界黑人的境遇问题，呼吁赋予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自治权。

1958年4月，在加纳独立一年后，第一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在阿克拉举行，非洲统一组织的构想逐渐成形。

“加纳争取独立的斗争不仅仅是为了解放一个国家，而是为了将整个非洲大陆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恢复非洲人民的团结。” 阿诺基耶-弗林蓬说，“各国都在努力克服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打造一个团结、繁荣的未来。”

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正式成立。该组织成为泛非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身和政治实体，积极推动非洲大陆去殖民化，参与调解国家间冲突。2002年，非洲联盟正式取代非统组织，非洲自立自强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非盟在加强非洲各国团结、推动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增强非洲整体国际影响力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团结的非洲，不再是西方殖民者口中“黑暗的大陆”，而是觉醒的大陆、发展的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