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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阴山南北两侧自古以来就是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互动的重要区域。北方游牧部族与南方农耕人群在这里交往交流，不但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也共同塑造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形态。2019年7月，北京大学召开了“书谱石刻：中古到近世华南与西域的对话”学术会议。会议之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合作，组织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赴武川县、达茂旗、固阳县、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等地，开展田野调查，旨在推进对这一农牧交错地区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并进一步深化华南与西域研究的交流与互动。

此行考察团成员有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乌云格日勒（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教授）、邱源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韩笑（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蔡伟杰（深圳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田宓（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陈博翼（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包呼和木其尔（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讲师）、孔令伟（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与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本文系考察日志，澎湃新闻分上、下两篇刊出。

7月19日

14：00，考察团一行十人，从北京大学乘CA1105次航班，飞往呼和浩特。飞机16:40起飞，18:00降落。抵达呼和浩特白塔机场之后，考察团成员乘车至呼和浩特市区宾馆入住。

7月20日

8：00，内蒙古文物保护中心长海老师加入考察团，考察团一行十一人乘坐中巴车，离开呼和浩特城区，开始了为期四天的田野考察。中巴车沿104省道，一路向北，过“坝口子村”，渐渐驶入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的沟谷之中。这条过大青山至武川县城可可以力更的道路，即阴山“白道”，自古以来就是游牧人群和农耕人群往来活动的交通要道。发现于坝口子村的元朝延祐七年所立《平治甸城山谷道路碑》记载，此道为元朝供应漠北军需的“给饷之正路”。（唐行：《平治甸城山谷道路碑》，中共呼和浩特市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呼和浩特史料》第5集，内蒙古新华印刷厂，1984年，第377页。）民国《绥远通志稿》记录，此路“为山后通省之要道。”（民国《绥远通志稿》第79卷《公路》，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册，第45页。）1934年8月，顾颉刚等一行8人，组成“平绥沿线旅行团”，考察呼和浩特、包头地区，当时他们也是从这条路穿过大青山，前往百灵庙。需要注意的是，大青山中较大的沟谷，均可行人行车。例如在坝口子沟以西的哈拉沁沟、以东的小井沟均为沟通阴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但坝口子沟因距呼和浩特最为近便，相比之下，交通更为繁忙。

9：30，考察团到达北魏祭祀遗址。北魏祭祀遗址位于大青山一处山顶台地，距公路约两公里。考察团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夏月胜老师在山脚下汇合，由他带领大家一同前往考古挖掘地点。

在通往北魏祭祀遗址的路上，夏月胜老师向考察团介绍了一段秦长城遗址。秦统一后，为抵御北方匈奴，在连接燕、赵、秦等国长城的基础上修建长城。《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考察团看到的这段长城呈西南—东北走向。朝克曾撰文讨论呼和浩特地区的长城遗址，他在文中提到一段蜈蚣坝长城，在呼武公路17公里处，随蜈蚣坝脊东西蜿蜒，东至红沙口山谷峭壁，西达乌素沟陡坡，全长约二十余里。（朝克：《呼和浩特地区长城遗存》，《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考察团途经的道路正是呼武公路，这段长城地点也靠近蜈蚣坝。因此，我们看到的这段长城，可能就是朝克所说的蜈蚣坝长城。

秦长城遗址（陈博翼拍摄），考古工作人员介绍照片中的沟壑内留有秦长城遗址。

北魏祭祀遗址目前正在挖掘。从考古队提供的航拍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此处祭祀遗址，共分内外三圈。长海老师据相关研究认为这类形制类似蒙古国出土的公元前九至七世纪青铜时代赫列克苏尔（俄文khereksur）遗址（特尔巴依尔，《赫列克苏尔遗存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2015年，第57-77页。）。蔡伟杰老师指出《蒙古考古》一书对赫列克苏尔的来源做了解释，该词源自当地蒙古人见到这类遗存，误以为是9世纪当地黠戛斯人墓葬之故。（D.策温道尔吉等著：《蒙古考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但实际上赫列克苏尔的年代比黠戛斯人至少早了一千年。另外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特尔巴依尔认为该词源于蒙古语的Киргисхүүр（Kirgis khüür），意为黠戛斯人（据信为今日吉尔吉斯人或柯尔克孜族的先祖）之墓，後来才音转为khirgisüür。（特尔巴依尔：《赫列克苏尔遗存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2015年，第57页。）蔡伟杰老师认为赫列克苏尔不仅是象征骑马游牧民兴起的遗迹，也是显示草原权力产生的指标。也许这样的建筑形制正是北魏拓跋氏从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所继承的遗产。（关于北魏祭祀遗址的情况，参考了蔡伟杰：《书谱石刻工作坊田野考察札记》，未刊稿。）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相信我们对早期游牧部族祭祀仪式会有更加丰富的认识。

北魏祭祀遗址（田宓拍摄）

10：30，考察团离开北魏祭祀遗址，乘车继续向北，渐渐驶出大青山，到达当地人习称“后山”的大青山北侧。中巴车首先到达武川县。武川县是北魏六镇之一武川镇的所在地。县城可可以力更是蒙语，意为“青色的崖头”，大约在清代乾隆年间形成聚落。可可以力更地处交通要道，是清代旅蒙商重要的贸易集散地之一，至今仍有比较活跃的活畜交易活动。

可可以力更镇的牛羊活畜交易市场指示牌（田宓拍摄）

中巴车离开武川县城，沿104省道，向北行驶。沿途农耕和游牧自然景观交错呈现。从可可以力更至召河一带，主要是较为干旱的农业区，农田里种植的是莜麦、荞麦、土豆、向日葵、油菜等耐寒耐旱农作物。一些养蜂人的蜂箱，间或从车窗外一掠而过。公路两旁，时而出现一些村落，规模都不太大，少则十几家、多则数十家。

从召河至达茂旗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一段，周边环境开始向草原景观过渡。公路两旁农田逐渐减少，代之以大片的草原和成群的牛羊。沿途可以看到用铁丝网围住的草场。20世纪八十年代，内蒙古牧区实行草畜双承包制度，草畜承包到户。此后，牧民逐渐在自家草场的边界修建网围栏。原本连成一片的草原，被切割成无数破碎的小块，这一变化改变了牧户原有的放牧方式，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刘志伟老师指出人类历史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以土地产权作为经济关系的基础。定宜庄老师认为把土地产权作为经济关系基础的观念运用到牧区和林区，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对草原上的物种造成一定程度破坏。草原上很多植物需要依靠牲畜排泄的粪便传播种子。牲畜被固定在小片草场中，植物种子无法像以前一样传播，这导致草原的物种越来越单一。定宜庄老师曾在锡林格勒盟插队，今昔对比，她一再感叹现在的草原很少见到花了……

13：30，考察团到达达茂旗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镇。在百灵庙广福寺门口，考察团与在此等候的达茂旗政协退休干部X先生汇合。X先生十分熟悉当地历史，在达茂旗期间，由他带领考察团参观。

15：10，午饭后，考察团从百灵庙出发，驱车向北，前往敖伦苏木古城。道路两旁是地势微微起伏的绿色草原，不时有羊群、牛群闯入人们的视线。前往敖伦苏木的道路正在扩建，即将修成的道路，大约是原来的两倍。路上运送砂石的大卡车来来往往，发动机轰鸣的声音打破了草原的静寂。

16：10，考察团到达敖伦苏木古城。下午14点至16点，正是草原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四周草原上没有一棵树木，明晃晃的阳光毫无遮拦地投射下来，让人无法睁开眼睛。考察团成员从遗址保护区门口步行至遗址区，分散开来进行考察。

敖伦苏木古城最早为考古学家黄文弼于1927年发现。此后黄奋生、江上波夫等都曾赴古城进行考察或局部发掘。敖伦苏木为蒙古语，意为“许多庙宇”。古城位于百灵庙镇东北约30公里，坐落于黑山西侧的南缓坡上，南邻艾不盖河。据说河水曾经可以行船，但目前河水已经干涸。古城是在金代安答堡子城的旧址上兴建，是金元时期汪古部首领赵王世家活动的城池。该城毁于元末明初战乱。明代中期，阿拉坦汗曾进行过较大规模复建，至明末清初，又再次废弃。

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平面图（邓宏伟、张文芳：《阿伦斯木古城遗址》，《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

古城呈长方形，坐北向南，方向偏东约40 ° 。东西长约为950米，南北宽约为560米。古城四面城墙、西门、北门、西门以及四个角楼的遗址均较为清晰。城内保留了宫殿、民居以及景教、藏传佛教寺院等建筑遗址。古城内地表遗物十分丰富，包括各种建筑构件、石碑、瓷器残片等。《王傅德风堂碑记》和《阿拉坦汗碑》均发现于此。（关于敖伦苏木古城的记载，参考了邓宏伟、张文芳：《阿伦斯木古城遗址》，《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目前敖伦苏木古城发掘的各种遗物大多保存在达茂旗博物馆。

当晚在百灵庙镇吃饭、住宿。晚饭就餐期间，X先生向考察团成员讲述了1970年代拉铁摩尔访问达茂旗的轶事。1972年，拉铁摩尔与他的日本助手和孙子重访中国。X先生当时是达茂旗的一名兽医，曾与拉铁摩尔见过面。他表示拉铁摩尔的蒙古语相当流利，对各种土语方言也非常熟悉。（关于X先生回忆拉铁摩尔访问达茂旗一事，参考了蔡伟杰：《书谱石刻工作坊田野考察札记》，未刊稿。）

晚饭后，考察团在汽车站附近一家宾馆住宿。由于这一天正是达茂旗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宾馆床位十分紧张。包呼和木其尔老师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几经周折才订到宾馆。

7月21日

8：00，到达达茂旗博物馆。达茂旗博物馆正在装修，还未正式对外开放，X先生联络有关部门，使考察团得以参观。进入大门，博物馆中庭地面上，一副巨大的“清代茶叶之路线图”，引起考察团的注意。该路线图从福建崇安出发，一路向北，分抵张家口和归化城，再至库伦、恰克图等地，在伊尔库茨克西折，直至秋明。清代，茶叶在进入外蒙古之后，很大一部分销往新疆。这一贸易路线并未在地图中体现。这幅地图意在凸显“百灵庙”在茶叶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其他城市名称用深棕色标记，“百灵庙”几个字则用浅棕色标记。

考察团随后参观了“岩画与生态陈列展”和“游牧文化历史展”两个展厅。“岩画与生态陈列展”展厅在一楼，主要展示达茂旗境内采集的题材各异的阴山岩画。“游牧文化历史展”在二楼，主要展示北方游牧人群在达茂旗境内的活动情况，展窗内展品还未摆出，但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出土的石棺、石碑、景教墓顶石以及各种建筑残件等均已布展。

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出土的景教墓顶石（田宓拍摄）

“游牧文化历史展”展厅中的两通石碑引起了考察团的注意。一通是立于约1594年左右的阿拉坦汗蒙古文碑。此碑最早由黄文弼在敖伦苏木古城发现，后来遗失。2004年，包头文物管理处在达茂旗所在地三公里处南营所草库伦的一位汉族农户家中找到。该碑主要赞颂阿拉坦汗、其孙大成台吉（dayicing noyan）与夫人太后哈敦（tayigal qatun）等人修建庙宇、弘扬佛法的功德。（全荣：《明清时期蒙古文碑刻述略》，《朔方论丛》第4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

另一通是立于道光十二年的蒙汉文合璧界碑。长海和包呼和木其尔两位老师对该碑的蒙古文部分进行了翻译，经比对后发现蒙汉文碑文内容基本一致。汉文碑文内容如下：

“钦差大人松 查明原案断定哈达玛勒河源系达尔汉贝勒、土默特两旗正中接壤界址，东至托速图山，西至克抽鄂博，山后为达尔汉所属，山前系土默特游牧，建立碑记，明白刻字，以杜越占。开列十条，奏奉谕旨：办理甚属精细明白，著照所议行。钦此。钦遵。刻镌碑文，建于哈达玛勒河源之处，永以为记。

□出工料花费修建

道光十二年闰九月吉日”

围绕着碑刻，考察团展开热烈讨论。此前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会议中，赵世瑜老师曾提出一个问题：以往在蒙古地区有没有民间人士自发刊立的主张自己权利的多语种碑刻？考察团认为这通碑似乎是一个例证。陈博翼老师指出根据碑文应该有配合的官方文书，此碑的刻工不太精良，似为民间人士根据官府的判决而立。乌云格日勒老师猜测这通碑可能是为了划分游牧业与农业之间的地界所立，因为这一时期汉人农垦的步伐，已经到达大青山山后。赵世瑜老师在微信群中进一步指出，旗与旗之间的界，理论上只有官方才有权界定。蒙古原来没有旗这一社会组织，只有对游牧地的界定，而且主要靠约定俗成的传统，非常模糊，故有“箭程定地界”之说。入清以后，才慢慢有了“行政区划”的概念，即国家制度的含义。因此，此碑内容似乎与档案中公文书的性质一样，尚不能否定掉此前的假设。刘志伟老师指出这块界碑究竟是官方还是民间立的，其实并不重要，重点要看它在当地怎样被使用。不过由于这块界碑已经被移到博物馆里陈列，脱离了原本的地方脉络，所以我们目前应更多去了解其具体情况如何。（关于考察团对这通碑刻的讨论，参考了蔡伟杰：《书谱石刻工作坊田野考察札记》，未刊稿。）

笔者在考察结束之后，翻检书籍，在1997年所修《土默特志》中发现了对此事的记载。清中叶以来，茂明安、达尔汉贝勒、四子王等旗经常越界侵占土默特牧场。道光年间，土默特两翼向衙门呈控。后经松筠勘断，订立《勘定土默特、茂明安等四旗地界章程十条》，并刊刻界碑，立于哈达玛勒河源。（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编：《土默特志》上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7页。）志书对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记载，印证了考察团成员的大部分猜测。总之，考察团对这通碑刻的讨论，触发了我们对多语种碑刻在蒙旗社会意义的更多思考。

蒙汉合璧界碑（田宓拍摄）

9：30，考察团与X先生告别，驱车赶赴广福寺。广福寺始建于康熙四十一年，寺庙建成后皇帝御赐满、蒙、藏、汉四种文字书写的“广福寺”匾额。广福寺俗称“贝勒庙”、“百灵庙”。由山门、东西配殿、喇嘛塔和正殿等建筑组成，建筑风格为汉藏结合式。1934年，“蒙政会”成立之后，曾以此为办公地点。1936年，德王投靠日本，蒙政会中的部分西蒙青年在这里打响了抗日武装暴动的第一枪。

10：00，中巴车从百灵庙出发，沿211省道向西南方向的怀朔古城驶去。沿途环境开始向农耕景观过渡。农田和村落逐渐多了起来。车行至固阳县，过哈芦忽洞村，在岔路口向西拐入一条乡村路。道路两旁是低矮的灌木和农田。汽车依次经过格此老、窑壕、香房、前渠、太平、孤山、城圐圙等村落，这些村落的规模都不太大，村子里一片寂静，很少见到村民。在一些院落旁边，村民用水泥柱和铁丝网围起狭窄的羊圈，里面的羊儿挨挨挤挤，凑在一处。在前渠村，可以看到水渠等水利设施。在每个村子的村口或地势较高的地点，都有一座小庙，大多供奉龙王。比如在孤山村，临近村子的“孤山”之上立有一座龙王庙，十分引人注目。刘志伟老师猜测庙宇建在高处，可能跟蒙古人的敖包祭祀传统有关。

孤山村龙王庙（田宓拍摄）

孤山村龙王庙中的龙王神位（田宓拍摄）

考察团在两个村子停车考察。一个村子是香房村，村口有一座小庙，庙中供奉一尊身披红布的龙王神像，右侧有一个牌位，上书“供奉龙王之神位”。田宓老师介绍说内蒙古西部地区村落中的庙宇，多是这种规制较小的小庙。刘志伟老师指出这种小庙在中国的乡村普遍存在。考察团没有在香房村过多停留。

香坊村龙王庙（田宓拍摄）

香坊村龙王庙（陈博翼拍摄）

另一个村子是城圐圙村，怀朔古城就坐落在村西。城圐圙村位于一处向阳的山坡，村前有一条干涸的河床和若干条水渠。山顶一新一旧两座小庙尤为醒目。考察团在村口下车之后，穿过村子，向山顶的小庙走去。村中有不少废弃的院落。有的上锁，有的则门庭大开。蔡伟杰老师访问老乡得知，村中有30多户，60多人，他还看了村口一处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房子，院子中有一口井，房子中炕灶相连。

村子的最西侧有一条小路直通山顶新修的庙宇，小路两旁彩旗招展。新庙只有一间大殿，外有院墙。庙中无人，院门未锁。大殿房门紧锁，屋檐上装了太阳能发电的声控装置，只要有人靠近，就会发狗吠、鸟鸣等警报声，据大殿里面的捐资名单记录，此谓“惊鸟神器”。大殿前是香炉，前书“风调雨顺”，后书“城圐圙村全体村民”。香炉过去紧靠院墙是一个照壁，中间是一个“福”字。

透过大殿的窗子，可以看到中间供奉四尊神像，中间是观音、观音西侧是关帝（神像尺寸在四尊神像中最小）、最西侧是龙王、最东侧是财神。祭台前面两侧的墙壁上各斜倚着三通碑刻，共六通碑刻，分别记载了建庙始末，捐资名单等。其中“龙王神庙简介”记载：

“通过全村人的共同努力，城圐圙村全体村民在神的保佑下，国泰民安，连年风调雨顺，保八方平安，四季发财，幸福安康，神庙永属全体村民所有。

破土 二月二十四

建庙 三月初六

竣工 四月二十四

贺庙 五月二十五筹备建庙组成人员”

“功德碑”则主要记录了捐款名单，上书“城圐圙村鸿运建庙造福活动捐款名单”。左右两边墙壁上，还张贴了若干张红纸。左边为“城圐圙建庙账目明细公布栏”；右边为“城圐圙村贺庙捐献名单”和“城圐圙村贺庙开资（原文如此—引者注）明细单”。

旧庙在新庙的东侧，两庙大约相距500米的距离。庙里供奉着三尊泥塑神像。三尊神像前面立有牌位，中间供奉龙王，牌位上书“供奉龙王之位”，东侧供奉福神，牌位上书“供奉福神之位”；西侧供奉雄河，神主牌上书“供奉雄河之位” （“雄河”二字比较模糊，依据字形判断似为“雄河”。），这尊神像头部已经脱落。

神像后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块褪色的红色功德布，最上面一行写着“2016年”，下面则是布施名单。功德布外侧是一副春联，春联红底金字。上联是“乐接新春富贵春”，下联是“喜迎好运平安福”，上联和下联底下都有一行小字“中国福利彩票”，横批是“欢度春节”。旧庙显然许久无人打理，已经废弃。

城圐圙村新庙（田宓拍摄）

城圐圙村旧庙（田宓拍摄）

城圐圙村旧庙中的诸神像（田宓拍摄）

11：00，考察团到达怀朔古城。从古镇西行一公里即到达怀朔古镇遗址。文保碑介绍：据《水经注》考证，此城为北魏六镇，西起第二镇之怀朔镇故址，建于太武帝延和二年，后改为朔州孝武帝永熙元年，朔州内迁，城废，城址平面略呈方形，东墙长953米，南墙长1463米，西墙长1307米，北墙长1245米，墙体底宽3—15米，顶宽1—2米，残高1—1.5米，北、南墙中部辟门，门宽18米，方向正南向，有五金河自城中流过。1979-1980年勘测并进行首次发掘，城内西半部为官署和寺庙建筑址，东北部为居民区，1982年对城内西部寺庙遗址做考古发掘，发现柱础32个，出土泥塑像及瓦、瓦当等建筑材料。考察团参观了城墙的东北角楼，并在长海老师的指引下，环视了四周残存的城墙遗迹。

怀朔古城遗址（陈博翼拍摄），高处为东北角城楼，城楼东侧为城墙。

12：00，考察团离开怀朔古城，向五当召行进。途经一些叫二份子、五份子的村落。村子的命名，可能与土地开垦政策有关。中巴车逐渐进入大青山中。公路沿着山中的河谷迤逦而行，河谷的开阔地带，种植着一些玉米等农作物。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小村子。

16：10，到达五当召，五当为蒙古语uda，意为“柳树”，因坐落在五当沟中而得名。五当召原名巴达格尔召（藏语Padma dkar po，意为白莲），始建于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大规模扩建。清代官方正式名称为“广觉寺”。五当召是内蒙古地区著名的学问寺，最盛时有八座殿堂（今存六座）、三处活佛府、一座安放活佛舍利塔的灵堂，2000多间房屋，占地300多亩。洞阔尔殿位于建筑群的中心，殿门上方有“广觉寺”的汉、满、蒙、藏四体匾额。包呼和木其尔老师对蒙、藏、满文进行了释读，其中蒙古文为“aγuu yeke onultu süm-e”，藏文名为“རྒྱ་ཆེན་རྟོགས་ལྡན་གླིང་།”，（其中 ྒྱ་ཆེན།意为“广”，རྟོགས།为“通达，领悟”，ལྡན།为“具有”，གླིང་།为“洲”。）满文为“amba ulhisu juktehen”。三种文字都与汉文“广觉寺”对应。（蔡伟杰老师对广觉寺蒙、藏、满文翻译进行了校订。）洞阔尔殿外南壁罗睺捧着的六道轮回图与通行的略有不同，其六分不按比例，人界部分有蒙古包毡房，带有地方特色。苏古沁殿和却依拉殿是五当召规模最大的两座殿宇。殿内的壁画十分精美，呈现了佛陀成道的故事。（王磊义、姚桂炫、郭建中著：《藏传佛教寺院美岱召五当召调查与研究（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五当召的活佛是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地位相当高，有大量的膳召地，不受其他盟旗管辖。清代围绕膳召地的开垦、开矿等事务，曾产生了一系列纠纷。包呼和木其尔老师介绍了五当召与乌拉特后旗的争端事件。该寺庙建立在乌拉特后旗境内。乌拉特后旗属民入寺成为哈日沙毕者众多，严重影响了该旗摊派阿勒巴（贡赋）。乾隆年间，乌拉特后旗扎萨克欲收回部分沙毕，遭到五当召活佛洞阔尔反对。乌拉特后旗扎萨克于是向理藩院告状。但因五当召活佛洞阔尔与清朝国师章嘉活佛是师徒关系，前者受到后者的庇护，理藩院未允许乌拉特旗的要求。章嘉活佛与乾隆先后去世后，乌拉特旗再次诉讼，理藩院派员详查，才将部分沙毕放回原旗。该寺目前还较为完整地保留着章嘉活佛府邸。孔令伟老师提到五当召档案已经出版，相信随着这些资料的挖掘和利用，关于五当召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将会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乌云毕力格、迟煊主编：《清代五当召蒙古文历史档案汇编》，赤峰市：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

陈博翼老师注意到五当召在大青山深处，周边有亚白沟、根皮沟、吉木斯太沟、后白菜沟、前白菜沟、腮大坝、阿什浪沟、井沟、打井沟、五羊壕、五当召沟、东壕、流水河、羊肠沟、石门沟、白石头沟等地名和聚落，其中若干地名隐约表明该区域旧时引水挖井建村的历史。五当召原本有渠水流过，现在只剩干涸的河床。这些断流对整个生态系统会造成怎样影响，仍然需要探究。（关于五当召的纪要，参考了陈博翼：《内蒙古考察报告》，未刊稿。）

五当召（陈博翼拍摄）

当晚在包头青山区住宿。乌云格日勒老师、孔令伟博士、长海老师因故提前结束考察，乘坐火车返回呼和浩特市。

附识：本考察日志是在汇集考察团成员考察时发表的见解、考察后撰写的报告基础上写成。在考察日志写作过程中，各位师友提供了各类资料和帮助。考察日志中的满蒙藏文由蔡伟杰、包呼和木其尔、孔令伟三位老师录文、转写。在此深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