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法国大革命

该时期对大革命的书写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时人的“革命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也折射出时人深受进化史观形塑且尚显稚嫩的世界史观念。第一节清末时期史教科书中的“法国大革命”自鸦片战争起，列强的炮火不仅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迫使国人在“天朝上国”的幻梦中惊醒过来。战火的激荡、欧风美雨的侵袭使得深处族危民机的国人强烈意识到“开眼看世界”的必要性，“世界史”教育应运而生。

为培养西学人才，应付“洋务”，国人也开始仿照一些教会学校在自己创办的学堂或传统书院中开设“世界史”(时一般称之为泰西史或万国史)。至19世纪末，本仅在少数教会学校、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可见的世界史地教育逐步形成了燎原之势，从北京、天津、上海等政治经济中心向全国各地铺展开去，“新开设的学堂多把世界历史知识作为已经具备了初等文化程度的学生必须掌握的时务之一。”20世纪初，世界史课程的开设也正式在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中确定下来。

1902 年由张百熙拟定的壬寅学制规定，中学堂学制四年，每年皆教授“中外史学”，分别为“外国上世史”“外国中世史”“外国近世史”“外国史法沿革之大略”，每周学时达3时，约占每周总学时的六分之一。"尽管该学制最终未能施行，但足见时人对“世界历史”的重视。
1904 年，张之洞主持制定《奏定学堂章程》，是为“癸卯学制”，该学制在五年制的《奏定中学堂章程》中规定，第二第三年学习“中国史及亚洲各国史"，第四学年学习“东西洋各国史”，每星期两钟点”，由此正式确定了中学开设世界史课程的定例。

世界史课程的开设亟需适应新式教育的世界历史教科书，世界历史教科书也就应运而生。
由于中国世界历史知识的匮乏，又缺乏编订教科书的经验，传统史学更无法为新式世界史教育提供支持，故而早期的一些世界史教科书多是翻译原版外国教科书尤其是日本教科书，如邵希雍翻译的《万国史纲》(元良勇次、家永丰吉著)、沙曾诒译的《中等西洋史教科书》(小川银次郎著)、出洋学生编译所翻译的《西洋历史教科书》(本多浅治郎著)等等。

与此相伴，国人也开始在参考国外教科书的基础上编译甚至自编世界历史教科书。
清末时期出现不少编译或自编的作品，如祝震编的《最新中等西洋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编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南洋官书局译订的《最新中等法国历史教科书》涂澍霖编的《西洋历史》等等。

无论是翻译、编译还是自编，世界史教科书自诞生初带上了国外与国内的双重烙印，如果说日本历史教科书中记录了日本在转译英文资料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国大革命的认知以及日人期望通过大革命所传输的教育理念，那么中国出版的教科书无疑又在转手日本的基础上烙上了中国印痕，这无疑为清末历史教科书中的“法国大革命”增添了复杂性。

清末历史教科书中的“法国大革命”多是以“动乱”的形象出现，甚至有的教科书直接将法国大革命称之为“大乱”，最典型的是南洋官书局译定的《最新中等法国历史教科书》，它对大革命扣以“大乱”之名，通篇未出现“革命”二字。在“大乱”的定性之下，大革命的前因后果都带有“乱”的属性。在叙述原因时教科书称“千七百十五年路易十五世王法放浪豪荡，政府负债如山……纸币过多，不旋踵而成恐慌时代。

王复兴与奥大利维承之战，及七年之战，国债愈增，王自知他日之将有大乱，故辄曰:余死后即有洪水祸。”路易十五时的恐慌和预言加之路易十六时“赋款不公、苛征庶民”以及“庶民丝毫无权”的情况始终未变，最终造成了一七八九的“乱民大起”。
在这里攻占巴士底狱的起义之举纯然是“乱民”行径，“乱民”不仅是起事者，更在大革命过程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陷武库，破囹圄，进攻王宫，执王”的主体皆是“乱民”，甚至“国会”*推行改革诸如“废贵族、建郡县、倡平权、一赋款”也被称之为“乱民之改革”。

教科书专有一章介绍“乱民之残暴"，显然这里的“乱民”同雅各宾派的统治联系在一起，教科书对雅各宾派不怀好感，称其“狂晏益盛”，而对主张温和共和的吉伦特派饱有同情，称其“犹有人道”。
教科书倾注了不少笔墨建构了“乱民”及“雅各宾派”残暴之行径:“设杀法王，拥王至断头台，王从容就死”:“吉伦的族尽被杀，断头机不足于用，乃载囚盈舟而溺之于海”“罗伯卑尔独操生杀之权，大肆其残忍之性，尸积若山，血流成河……”。

相较于残晏的“乱民”“从容就死"的国王的形象反而显得光辉起来，教科书立场鲜明，将攻占巴士底狱、进攻王宫、杀王甚至进行改革的群体都归入“乱民”的范畴，并将这系列过程称之为“大乱”，“大乱”又与血腥、残暴及秩序混乱相互交织，这样的书写折射出教科书仍以儒家纲常下的君主制度秩序为基础看待法国大革命，大革命被格义成王政腐化后乱民肆虐、以下犯上的动乱史，并不具备现代革命的意涵。
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版本的教科书中，尽管笔者所见的其他版本的教科书未似《最新中等法国历史教科书》般将露骨地法国大革命定义为“乱民”之“大乱"，但都或多或少地赋予法国大革命以“动乱”的属性。

如商务印书馆编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将法国大革命一章目之为《法兰西革命之乱》《万国历史》将《法兰西革命》第一章目之为《革命之扰乱》”。
“据巴黎，覆政府，杀首相，更立新政府”“焚巴士底尔牢狱”这些行径称作“作乱”，阻止法王出逃、制造九月屠杀者、助势山岳党、捕吉伦特党的也亦被称之为“乱民”"。
大多教科书中叙事往往呈现出惨烈之“乱象”，革命过程中不仅党派纷争、战火频频，而且多现“惨杀”“屠杀”或“虐杀”。

《汉译西洋历史》描述了“乱民”攻占巴士底狱时的“惨杀”和蹂躏。“故乱民夺之，惨杀狱吏，睹被囚志士仅存七人，大惊，焚狱舍，而以狱吏首贯于竿头，狂奔巴黎街市，闯入富豪家，蹂躏贵族宅邸。”"九月屠杀之惨在多个版本的教科书中有较详细地呈现，《万国历史》称“时国内骚乱，苟非革命之热心者，彼等尽捕获之而杀于狱。
九月二日遂尽杀狱中之人，杀戮之惨，三日不绝。即如以温和立宪王政主义之革命党，亦以此举为太甚，世谓之九月之虐杀，其惨至不可名状。

雅各宾时期的“恐怖”也是清末历史教科书大革命书写的重点，且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各版本的教科书对此皆无好感，并大施笔墨书其“惨烈”。涂澍霖编纂的《西洋历史》载:“于是两党相争，终致过激党独恣权力，益行恐怖主义，非其党者，无论老幼男女，尽屠戮之。女王麻利因德纳同时处以死刑。巴黎流血成河，如南德一府，三月之内杀人至一万五千人，所在人民惴惴不安，不能保其生命矣……”《中等西洋史教科书》还将恐怖时代一章名之为《恐怖时代及纲纪之紊乱》，大肆“诛戮“之外，似乎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废基督而倡道理教、奉自由平等为神、破毁寺庙、改正立法及纪元”"等也成为了纲纪素乱的注脚。

对“法国大革命”赋予“动乱”的属性，将“乱民”视为是大革命的推动力象量，甚至直接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是“大乱”反映了教科书意在凸显大革命非理性的一面，贬低大革命的合理性。更准确地说，大多教科书依旧将传统君主专制秩序作为社会生息之合理秩序，而对其挑战自然成为了“作乱”“作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即原有君主秩序的代表路易十六被杀。

一些版本的教科书强调路易十六被杀仅一票之差甚至是少数人的意见，并以“弑”字诠释路易十六被杀，如《中等西洋史教科书》称“以一票之差竟定处决，一一七九三年遂弑于市”。"又如《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第四百三十节目之为《路易十六被弑》，称“会员投阄，决王有罪，继乃益少数之意，拟王当死罪。

翌年，一月二十一日，遂弑王，并及其后马利亚安托纳。”"弑乃“臣殺君也。”《易》曰:“臣弑其君。”臣弑君本己忤逆君臣之道，且是“乱民”或“暴民”之举，为法国大革命蒙上了不符纲常伦理的不义的气息。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时期的历史教科书虽然大都呈现了大革命“动乱”的一面，但就“乱”意义上的书写力度不尽相同，最露骨地书写“乱”的即上文所提及的《最新中等法国历史教科书》，其不仅将法国大革命称之为“大乱”，全文未现“革命”二字，而且不论其革命主体还是革命过程和影响都与“乱”紧密相联(革命的主体为“乱民”)。
然而笔者所见其他版本的教科书均已脱离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是纯粹“大乱”的定性，而以“革命”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