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澳门期期准 | 2024年11月14日发布-天津地下党中，有一个余则成的原型，晚年的住房还不到50平方米

阅读提醒： 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了。黄敬（原名俞启威，后来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担任了解放后首任天津市市长。黄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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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天津解放了。黄敬（原名俞启威，后来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担任了解放后首任天津市市长。

黄敬

黄敬市长有位秘书，负责联系工商界人士。此人解放前就在天津活动，当很多人了解到他解放后的“新身份”时，往往先是一愣，接着显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这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倒也不奇怪，这位秘书解放前后的身份“变化”实在是让人意料不到。解放前他给国民党市长当秘书，解放后又给共产党市长当起了秘书。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改朝换代竟然市长秘书可以照当不误呢？

方纪文，原名方昌武，1912年出生于河北省冀县(现在的衡水市冀州区)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的父亲方兰阶在清朝末年考取过功名，还曾经留学日本。方兰阶后来将家中积蓄和自己的学识全部倾注在家乡办学上，深得家乡百姓爱戴，他们家在当地很有声望。

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父亲的支持下，方纪文参加革命，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接待和图书管理工作；1938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0年，方纪文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参加丁玲、周魏峙为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

1942年秋，方纪文到河北唐县组织群众进行反扫荡斗争，并兼办《反扫荡》小报。他机智勇敢，曾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带领战士活捉数名伪军。

中间白衣者为刘仁

对于这样文武双全的人才，组织上当然要重用。1943年，在接受了两个月的秘密工作培训后，方纪文前往日伪统治下的天津潜伏。出发前，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亲自找他谈话：“小方啊，你这次出去就得自己一个人单独行动啦，很不容易啊！你要学会如何保护好自己。见机行事，而且不可轻举妄动。记住，你的主要任务就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稳扎稳打，迎接解放。”

方纪文化装成棉花商人，来到天津，找到一位远房亲戚李惠南(解放后曾任天津市财委私营企业处处长)。此人担任宏钟酱油公司总经理和天津市工厂联合会常务理事，向方纪文提供了住处，帮助方纪文办理了良民证，还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考虑到隐蔽工作需要家庭掩护，经过亲戚介绍，方纪文认识了一位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英语女教师司徒敏。1944年，方纪文与司徒敏结婚。在方纪文的影响下，司徒敏很快成为他的得力助手。方纪文晚年回忆道：“她的工资是70多元，而我仅挣4O多元，在活动经费上多靠她的资助。”(司徒敏解放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过新华中学校长，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级指示方纪文设法打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

1946年春，通过亲戚李惠南的介绍，方纪文找到了时任天津市政府秘书处处长的吴焕林。经过交谈，吴焕林惊喜的发现，方纪文的父亲方兰阶当年曾经和自己一同参加过清朝末年举行的科举考试。吴焕林对方兰阶的学识赞不绝口，爱屋及乌，不但录用了方纪文，而且还把他安排到要害部门新闻处工作。

方纪文聪明、机敏又善于周旋，倍受处长梁宝和的信赖和器重，许多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他办。他利用岗位上的便利条件，频繁与天津新闻界接触，根据党的指令，很快摸清了天津各主要报纸和人员的背景，向党组织做了详尽汇报。

方纪文为了掩护身份，对外是一副纨绔子弟的做派，穿着当时时髦的美式夹克，头发梳得油亮；平时吊儿郎当，说话口无遮拦，被人暗地里叫“神经病”。

尽管方纪文百般小心，还是被警备司令部政工处派驻新闻处的特务盯上了。特务们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并告诫新闻处处长：方纪文是“危险人物”，只能提防不能重用。

危急关头，方纪文临危不惧，他一方面作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另一方面与特务巧妙周旋。一天，他听同事说处长想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位英文家教，就立刻把自己的妻子司徒敏介绍给了处长。

司徒敏不仅教书恪尽职守，受到好评，与处长家人的关系也搞得非常融洽，极受尊重。两家人经常在一起吃饭、看电影，处长自然也就不把特务的话当回事了。

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在平津战役时

为了获取更多的重要情报，方纪文开始向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靠近。那时，杜建时为宣传自己的政绩，要办一个刊物—《天津市周刊》，并亲自领导和过问。方纪文感到这是接近杜建时的绝好机会，就找人推荐，做了《天津市周刊》的记者。

方纪文工作勤奋，又写得一手好文章，逐渐得到了杜建时的赏识，当上了杜的新闻秘书。杜建时对方纪文的身世、来历，也曾两次直接进行过“盘问”，但都被方纪文沉着机智地一一化解。在工作中，杜建时对他越来越信任，破例允许他直接进出自己的办公室，听取他对工作的建议，让他列席市政府会议，有时还主动出题目让方纪文做文章，甚至邀请他参加自己的结婚晚会……

这时的方纪文不仅是杜建时的新闻秘书，还兼任新闻处处长，成为唯一一名打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高层的红色特工。他利用合法身份，结识了很多国民党政府和商界上层人士，参加了许多高层会议，从而获得了地下党所需的大量重要情报。

1948年，国民党为挽救业已崩溃的经济局势，强行发行金圆券。为了推行金圆券，蒋介石派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来天津督导。下车伊始，张厉生就让社会局局长胡梦华汇报工作。当胡说到各群众团体起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时，张厉生大加赞扬。

国民党当局发行的金圆券

方纪文在一旁听到这话，突然想到一件事。之前上级曾经说过：国民党在天津的群众团体里面，安插了很多特务。这方面的情报一直搞不到，导致很多工作没法开展。想到这里，方纪文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会后，方纪文找到胡梦华说：“胡局长，咱们天津群众团体做了这么多工作，张院长又这么表扬，咱们自己为什么不宣传宣传呢?请你给我些材料，我整理一篇东西登在《天津市周刊》上。”胡梦华一听能给自己长脸，非常高兴，让方纪文找下属韩科长。转天，韩科长在会议室接待了方纪文。寒暄之后，让人抱来一大捆卷宗，摆在他面前。方纪文一看，惊喜万分，里面有中共地下党组织需要的大量情报，其中就包括了特务名单。

影视作品中的国民党女特务

在特务名单中，方纪文居然还发现了一位熟人——自己妻子的老师。此人和他们家关系一向很好，方纪文正打算发展她，没想到居然是国民党女特务。方纪文惊出一身冷汗之余，暗地连呼好险好险！

搞潜伏工作，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1948年的一天，方纪文正要出去采访，迎面走来一位年轻人，对他说：“你要高升了！”

方纪文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回答说：“我还能高升?我想也没想过。”对方更认真了，说：“真的，我不骗你，昨天社会局的蒋主任来看你的档案了。”蒋主任是特务，没有私人关系，事先又没有任何暗示，绝不会是提拔……

方纪文毫不迟疑地赶回家中，向妻子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然后两人迅速烧毁和转移了文件。一切安排妥当后，他请了假，躲了起来。临别时，妻子对他说了句话：“相爱何惧为君死，战场岂能无风险。”果然，第二天清晨，天津警察局第十分局局长亲自带领大队人马来到方纪文住的那栋小楼，把前后门全都堵住，翻箱倒柜，挨家搜查。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如果方纪文不果断地处理了文件，后果将不堪设想。

事后，上级为了方纪文的安全，建议他撤离天津。方纪文分析了整个情况后，认为特务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面临解放天津的关键时刻，党需要自己，他请组织考虑自己继续留在敌人的心脏。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那个盯住方纪文的特务被警备司令部抓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出现过。方纪文又一次化险为夷。

天津外围的解放军炮群

天津解放前夕，为了死守天津，杜建时下令修筑城防工事。在长达82华里的城防线上，国民党军队开挖了宽12米、深2.5米的护城河，在市内密布了大小碉堡千余个，埋设地雷万余枚……杜建时洋洋得意地吹嘘，有了这“第二道马其诺防线”，天津固若金汤。

而方纪文的新任务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尽快搞到《天津城防工事图》。在这张图上，详细标注着天津城内城外，1700多个明暗堡垒的准确位置，甚至连每一座碉堡的形状、守备兵力、弹药存放等情况，都有极详细的记录。

如此重要的图纸，当然是绝对机密，严加保管。方纪文也只见过一次。要怎样才能弄到手呢?

城防图一直牢牢掌握在杜建时本人手里。杜建时有个习惯，遇到图上看不明白的地方，就要招来工程专家，人手一份图纸，给他论证一番。对于专家手中的这些图，杜建时往往交代一句“用完全都销毁”，然后也就不再过问了。方纪文正是利用了杜建时的这个疏忽，把图纸弄到了手。

一次讨论过后，图纸被凌乱地扔在桌上。机会来了。方纪文漫不经心地凑了过去，乘人不备，顺手牵羊……得手之后，他立刻赶往秘密接头地点，将这份图纸及时交给了上级。此时，距离天津战役总攻的时间，仅剩20天。《潜伏》中余则成盗取天津城防图，原型即出自于此。

解放军攻占天津警备司令部

利用这张城防图，东北野战军用了整整10天时间，扫清了天津外围的几十个据点，完成了总攻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发起总攻。500多门大炮经过40分钟火力急袭，在守军防御体系上打开缺口；工兵在护城河上架设浮桥，随后，攻城部队由天津最窄的东西两侧发起对攻，仅一个小时即突入市区，与守军展开巷战。依靠天津地下党组织提供的准确情报，解放军仅用29个小时，就胜利占领天津，歼敌13万多人，活捉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天津解放后，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一时间下落不明。杜建时在14日总攻当天还冒着炮火来到市政府大楼，在发给蒋介石最后一封电报后，亲自焚毁了一批机密函电和机密文件，尔后去向不明。

黄敬在一二九运动

天津刚一解放，1月16日上午，共产党首任天津市市长黄敬就交给方纪文一个任务，立刻找到杜建时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方纪文换上新发的解放军军装，带上手枪，直奔湖北路国民党培训团。那里是国民党培训保甲长的地方，教育长是杜建时的亲信，杜建时有可能藏在这里。

方纪文在这里没找到杜建时，但发现了杜建时的汽车。通过询问门卫，方纪文打听到解放军攻进城里时，杜建时和他的秘书长梁子青、总务处长赵玉鑫三人在这里躲避过一段时间。

方纪文略一思索，去了赵玉鑫家。到了赵家，正好把赵玉鑫抓个正着。赵玉鑫认识方纪文，见他换了衣服，先是一愣，接着恍然大悟，但他就是不肯说出杜建时的去向。

方纪文用枪指着他的脑袋厉声说：“你再说不知道，马上叫你的脑袋开花。”赵玉鑫这才结结巴巴地说：“杜市长在何处，我真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电话号码，让我有事跟他联系。”

方纪文立即向电话局询问，得知这个号码的地址是桂林路45号。方纪文立刻通过电话向黄敬市长报告了此事。很快，杜建时和他的秘书长梁子青就被闻讯赶来的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46军)俘虏了。(杜建时1963年获特赦，后来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晚年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1989年去世，享年83岁。)

新中国成立后，方纪文担任过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科科长，天津日报经济组组长，天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厂长，天津市文联秘书长、副主席等职务。1984年离休。

方纪文离休之后，被大家推举为文联老干部党支部的书记，他依然跟在岗时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工作认真、一丝不苟。

有一年，文联召开新党员宣誓大会，原定请方老带领新党员宣誓。不巧那天下暴雨，马路积水过膝，许多道路交通断绝，不少人未能按时上班。大家都认为：九十多岁的老人啦，今天肯定来不了。但一进会议室，见他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正等着大家。方纪文说：“老伴孩子不让来，我略施(特工)小计，就脱身啦。”他说得十分轻松，仿佛回到了年轻时激情燃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