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宗辉律师2024年10月14日发布:东西问｜干春松：东西方文明如何更好地“借鉴彼此”？

历史上，文化传播也会出现一些非预期的结果。比如，明清时代进入中国的传教士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这些经典作品所体现的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立场，与法国启蒙运动反对神权、提倡人权的思潮构成了共振。我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东方思想家，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助力。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伏尔泰对孔子尤为推崇，曾在其巨著《哲学辞典》中反复强调孔子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也有西方学者指出，人类要摆脱困境，必须汲取孔子的智慧。

从伏尔泰到当代学者，所要应对的问题并不相同，但来自中国经典的智慧力量却是一脉相承，文化传播、文明互鉴的力量也由此得到证明。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为何会形成突出的和平与包容意识？

干春松：前些年有一本名为《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书深受读者欢迎，讲述了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争夺“圣地”耶路撒冷，战争和杀戮在三千年的历史中不断重复。时至今日，围绕耶路撒冷、围绕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依然是世界和平面临的重大挑战。

而中华文明在殷周之际的重大变革时，并没有走向“一神教”，而是通过道德与人的自觉来建构价值体系，强调天人合一，即人与宇宙之间的价值同构，这样就排除了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如此，中华文明才可以不断地吸引不同地域、不同倾向的文明而加以融汇创新。

从历史维度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隋唐时期的三教合一、宋元明清时期的多元文化，汇聚了不同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发展在保持其统一性和延续性的基础上，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思想创新主题。在世界上一些地区因为宗教纷争不断陷入战争时，中华大地上出现了西汉张骞、唐代玄奘、明代陈诚出使多国、增进互学互鉴的文化互动。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体现在文化思想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了众多西方重要学术经典以及反映政治社会思潮的作品。相反，基于“文化中心主义”认知，一些西方人士没有以多元价值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思想的发展，这些人因文化的傲慢而产生对其他文明的漠视或“东方主义”式猎奇，造成实质上的自我封闭，甚至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人所建构的政治社会秩序抱有莫名其妙的敌视。这种现象不利于中西之间增进相互了解和平等相待。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当下应如何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推动中华文化实现更好的国际传播？

干春松：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是文化传播。鉴真和伏尔泰的例子可证，文化传播的最主要动力在于文化的吸引力。善用文化、文明的力量，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必然要求。

当前，一个更加有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正在逐步建成。就我个人比较熟悉的社科领域而言，“新汉学计划”吸引了许多海外留学生持续深入研究中国，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让大量中国作品得以在海外出版发行，增进了海外读者对华认知。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要在国际上得到更好传播，“传播前置”非常重要。世界各地研究中国文化的人群中，大多数是对中国有感情的学者，而他们的传播更容易获得所在国民众的信任。今年7月下旬我赴日本九州大学交流，九州大学的荒木见悟和冈田武彦生前都是研究中国思想的国际著名学者，为东亚儒学研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九州大学的中国哲学专业出现了人才断层，从事中国哲学学习的本土学生在减少，世界不少大学都有类似情形，不容乐观，需引起注意。

此外，还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学术团体的影响。根据传播对象的接受习惯来设计传播方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尤其要借助艺术作品，比如纪录片等来传播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艺术表达更具有情感共振的空间。

中新社记者：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指出，如果没有东方的帮助，西方的拓展无法实现；如果没有东方的贡献，西方的崛起无法想象。面对挑战，东西方文明应如何更好地“借鉴彼此”？

干春松：霍布森此书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之作，试图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呈现世界上不同的族群对人类发展作出的贡献。

的确，从人类早期的发展状况而言，四大文明古国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只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领人类科技进步。然而这种发展上的“轮转性”被“西方中心主义”者理解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性”，从而重复所谓“西方以外的种族缺乏对人类文明贡献”的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