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漏刻姓名，被侵害的祭奠权谁来保护？

⭐发布日期：2024年09月28日 | 来源:果姨妈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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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作者：□本社记者潘巧

　　“将祭奠权视为一般人格权进行保护只能暂时解决立法空白问题，从长期来看，由于祭奠权有其特殊的主体、权利、内容和客体，将其归为一般人格权并不利于对该权利的充分保护，应在立法条件成熟时将其上升为一项独立人格权。”

　　按照传统习俗，丈夫离世后，妻子的名字会刻在丈夫的墓碑上，以示追思怀念。墓碑上的署名权，不仅是一种习俗，也是配偶的权利。

　　今年年初，方霞因为丈夫的墓碑上未加自己的署名而与继子女发生争执。方霞与陈力是一对再婚夫妻。大约20年前，方霞丧夫后与离异的陈力结缘，在花甲之年再婚，虽然没有再生育子女，但也相处了近20年。两人结婚前，曾签有婚前协议，约定“死后坟墓做在一起，丧事由双方子女协商办理”。

　　去年8月，陈力因病去世，子女们为他购买了墓地并操办了丧葬事宜。但事后方霞发现，继子女只将他们生母的姓氏刻在墓碑上，没有刻上她的姓氏。

　　方霞觉得继子女不仅违背了丈夫生前的意愿，还侵犯了自己作为配偶应该享有的墓碑署名权，将继子女告上法庭。

　　庭审中，继子女们表示，由于生母仍然健在，希望生母百年之后能与父亲合葬在一起。另外，方霞的子女已将她的名字署在其前夫的墓碑上，表明她愿意和前夫共立坟冢，不在父亲的墓碑上加继母的署名更利于双方后代各自进行祭祀。

　　此案最终以调解结案。在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的调解下，继子女愿意拿出7万元作为继母放弃署名的经济补偿，方霞同意并签订了调解协议。

　　这起墓碑上的“署名”之争涉及一项民事权利——祭奠权。祭奠权又称为悼念权，其权利内容不仅包括墓碑署名权，还包括对逝者死亡事实的知情权、对逝者的悼念权等多项权利。

　　虽然现行法律中对于祭奠权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实务中对于这一权利早已认可。民法典相关条款内容也为祭奠权提供了“间接保护”。

　　司法裁判视野中的祭奠权

　　近年来，随着祭奠纠纷的增多，祭奠权逐渐走入公众视野。记者注意到，多例涉及祭奠权的实务判决中，法院会以释案说理的方式对祭奠权的内涵和权利内容进行释法和解读。

　　上述三门县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将祭奠权视为一种特殊的一般人格权，并将其权利内容概括为对逝者死亡事实的知情权、以妥善方式安葬死者的权利、对逝者进行悼念的权利以及在墓碑上署名的权利等。

　　2020年12月，广西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涉及祭奠权案件中，法官在判决书中释法说理时也将祭奠权认定为人格权的一种，并将祭奠性纪念物品管理、处分权、丧葬事项决定权、祭奠活动参加权等也纳入祭奠权的权利内容范围。

　　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经靖将人们对祭奠活动的需求视为一种精神利益。对于祭奠权的权利内容，他认为，除上述已提到的权利外，还包括保护墓葬完整权。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瞿灵敏认为，受风俗习惯差异的影响，各地祭奠方式和内容不尽相同，祭奠权的内容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应结合实践中个案发生地的风俗习惯予以确定。

　　将祭奠权纳入立法保护，一直是学界的呼声。刘经靖认为，将祭奠权视为一般人格权进行保护只能暂时解决立法空白问题，从长期来看，由于祭奠权有其特殊的主体、权利、内容和客体，将其归为一般人格权并不利于对该权利的充分保护，应在立法条件成熟时将其上升为一项独立人格权。

　　“目前立法相对抽象，法院也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裁判依据。对祭奠权进行确权，也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刘经靖说。

　　在瞿灵敏看来，通过立法将其明确为一项法定人格权，同时对其主体范围、内容、行使顺位等予以规定，将有助于化解司法实践难题。

　　民法典的“间接保护”

　　记者注意到，由于目前暂无明文规定，在民法典施行前，与祭奠权相关的案件多依据原民法通则、原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进行间接保护，或依据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进行裁判。民法典施行后，主要依据民法典中侵权责任编及人格权编中的相关条款进行裁判。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平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民事主体还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这意味着，虽然公民享有的权利类型和内容法定化，但并不是现有法律规定了才给予保护，祭奠权也应当予以保护。

　　在他看来，民法典并未对祭奠权进行直接规定，但可以从侵权责任编和人格权编的相关条款中，为祭奠权提供保护方式和救济渠道。

　　他认为，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祭奠权也是一项民事权益，可以将其纳入此条进行保护。从人格权编的保护途径来说，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规定，人格权不仅保护民事主体的生命权等权利，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也受法律保护。祭奠所指向的对象是和祭奠人之间存在特定身份关系的人，祭奠权则是基于身份关系衍生发展出来的人格尊严，因此对于祭奠权的保护，可以通过放大人格权的类型，特别是一般人格权的类型予以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保护祭奠权的程度过高，容易伤害到其他权益，要防止保护一方的权益而造成其他权益受到侵害。”张平华说。

　　瞿灵敏、刘经靖都认为，可借助于公序良俗原则对其进行间接保护。结合民法典第六条规定的公平原则和民法典第八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进行综合判断，将“违反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德”作为侵害祭奠权的构成要件。

　　“但是，需注意适用的具体环境和准确性，尽量与具体条款结合使用，避免一般条款适用过于狭窄，并适当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论证说理。”刘经靖表示。

　　谁优先享有祭奠权？

　　作为一项民事权利，谁可以行使祭奠权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刘经靖认为，作为一种人格权，祭奠权有其特殊性，只有与逝者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人才能成为祭奠权的主体。确定祭奠权人的范围时应合理限制，既不能将所有与逝者有关系的人都纳入祭奠权人范围，导致权利主体范围过于宽泛，也不能对祭奠权人范围过度限制，导致应当享有祭奠利益的人，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他认为，依据民法典继承编中法定继承的范围，祭奠权人应包括逝者的近亲属、近亲属以外与逝者生前形成事实收养关系、抚养关系的人，以及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都应该认定为祭奠权的主体，当然不同主体所享有的祭奠权内容并不完全相同。

　　事实上，由于祭奠权存在多项权利，并不是所有的祭奠权都能同时行使，有些祭奠权仅能由一人或数人行使，比如逝者骨灰的保管、墓地的选择和搬迁等，谁能优先行使此项权利容易产生争议。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年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就存在上述争议。

　　北京女子李洁因妹夫张奇擅自将妹妹的骨灰取走并带至国外，致其不知妹妹骨灰存放处，无法祭奠妹妹，将其妹夫告上法庭，要求告知妹妹的骨灰存放信息，并将其安葬在北京，不得阻碍她进行祭奠活动，还要求张奇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按照亲疏远近的规则，认为夫妻关系较之兄弟姐妹关系更为密切，判决丈夫优先享有对妻子骨灰保管、祭奠的权利，驳回了李洁的全部诉请。

　　不过，记者在梳理案例时也发现，有的法院在确定骨灰管理人时，会根据具体案情并依据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进行综合判断，认为由父母及女儿负责保管、安葬更为妥当，驳回了丈夫一方提出的“配偶优先于父母享有相关权利”的答辩意见。

　　刘经靖认为，祭奠权作为公序良俗的一种，产生于民间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因此，其行使应该首先遵照本地宗族的风俗习惯，无习惯则可参照继承顺序的规定，根据与逝者关系的密切程度进行具体安排。

　　在张平华看来，祭奠权的享有和行使应当坚持“个别行使”和“全体共同一致”的原则，当祭奠权主体存在多人且由谁行使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先按照亲疏远近判断行使主体，在同等身份关系中，应坚持“全体共同一致”的原则做决定。

　　瞿灵敏则认为，判断祭奠的行使顺位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根据祭奠权具体内容对亲疏关系依赖程度的不同，将其分为有顺位的祭奠权和无顺位的祭奠权两类，对有顺位要求的祭奠权根据亲疏关系判断由谁优先行使权利。比如，对亲疏关系依赖程度极高的祭奠权如骨灰保管、安葬、墓穴选择、迁移、碑文刻字等权利的行使，应采取顺位行使规定，而对于获取逝者死亡信息的通知、参加葬礼、扫墓等对亲疏依赖程度较低的祭奠权，则采取无差别顺位行使规则。

　　执行逝者生前遗愿或可免责

　　那么，不构成祭奠权侵权的免责事由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认定不构成祭奠权侵权？

　　瞿灵敏认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侵害祭奠权属于一般侵权，因此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均可适用。此外，他认为，祭奠权还存在特殊免责事由，当执行逝者遗愿或为了防疫需求执行立即火化的法定义务时也可免责。

　　刘经靖补充道，当祭奠权人明确表示放弃祭奠权或者用尽所有方式均无法通知祭奠权人时也是免责事由。

　　记者梳理案件时发现，实务中也有法院以原告自身未尽赡养义务或怠于履行赡养义务为由，判决不构成对其祭奠权的侵害。

　　对此，张平华并不赞同。他认为，不能因为未尽赡养义务或者其他违法情节剥夺祭奠权。祭奠权关涉到基本的善良风俗、基本伦理秩序，必须要站在社会公共角度进行判断，不应单纯从私权利角度，特别是私权利的感情角度去考量。

　　瞿灵敏认为，赡养义务属于财产性义务，未尽赡养义务只影响其遗产继承权，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未尽赡养义务对遗产继承权之外的权利进行限制。因此，祭奠权人未对逝者尽赡养义务并不当然导致其祭奠权受限制。

　　“不过，如果逝者生前因祭奠权人拒不履行赡养义务而留下遗言排除其祭奠权的，行为人因执行逝者遗愿拒绝祭奠的，不构成侵权。”瞿灵敏说。

　　（文中案涉人物均为化名）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