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组织及成员建言仲裁法修订：建立有效机制提高仲裁公信力

　　仲裁最早起源于民间，随商品经济的产生而出现。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仲裁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出现了国际性的仲裁立法，开展了国际性的仲裁活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花样滑冰运动员瓦利耶娃兴奋剂检测阳性事件，让人们注意到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这一机构，也让人们认识到体育仲裁结果对于运动员运动生涯的影响很大。

　　“仲裁，在体育纠纷解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致公党北京市委会常委、北京冬奥组委体育部副部长王艳霞表示，她很赞成这次修订仲裁法提出要把体育纠纷纳入仲裁范围，因为体育纠纷有其特殊性，“比如体育纠纷专业性非常强，需要同时具备体育和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士来判断，不少问题普通法官、商事仲裁员是难以解决的，因为懂法律未必懂体育。同时体育纠纷需要及时快速解决，时效性要求很高，专业的体育仲裁方能达到这些效果。”可见，体育仲裁是体育纠纷的最佳解决机制之一。但我国至今没有设立专门的体育仲裁机构。虽然体育行业协会建立了内部纠纷解决机构，但在我国法律体系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仲裁机构。

　　作为一种有效解决争议的机制，仲裁有一定的受案范围。“仲裁范围是确定争议和纠纷的可仲裁性的标准与依据。”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致公党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童丽萍表示，对广大市场主体而言，相较于诉讼，仲裁这一解决争端的手段具有简易、专业、高效等特点，更灵活也更受青睐。当下，不少纠纷主体愿意将自身的纠纷通过仲裁途径加以解决，但由于法律规定的原因，导致一些纠纷不能提交仲裁。

　　“扩大仲裁的受案范围，有利于减轻法院的诉讼压力。”民进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张水波也认为，应当充分发挥仲裁机构的作用。

　　此外，还应合理界定仲裁与司法的关系。仲裁一向被誉为“专家断案”，针对每一件具体案件，仲裁庭都由对应领域擅长法律问题的专家组成，从而作出更有利于商业安排的裁决。相对于此，法官更多是遵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

　　“目前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对仲裁与司法的关系处理，仍存在不足。”民革江苏省委会副主委、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玉生指出，例如对仲裁协议效力的重复审查、未明确法院对仲裁庭临时措施的审查权等。建议一方面明确司法支持仲裁的具体制度，在案件受理、审理及执行阶段都作以安排。另一方面坚持司法对仲裁的适度监督，仲裁庭没有执行权，可能会出现错误，法院对此应进行必要审查；同时，对撤销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宜保留不同的司法审查标准，对涉外仲裁只进行程序性审查。

　　打造仲裁品牌提升国际话语权

　　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贸易量大也带来了纠纷增多。受全球疫情等影响，仲裁再次成为最受欢迎的跨境争议解决方式。据统计，全国270家仲裁机构在2021年受理案件共计415889件，标的额达8593亿余元。然而，我国仲裁仍有“大而不强”的问题，与满足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还有差距。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民盟中央去年向全国两会提交的《关于切实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提案》中指出，要构建法律完善、尺度统一的司法仲裁机制，完善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通过进一步发挥仲裁在处理国际贸易、投资纠纷中的优势，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仲裁品牌，积极参与国际仲裁规则的制定，从而“提升我国仲裁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民建上海市委会认为，随着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快速增长，投资争端案件也呈上升趋势。目前，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纠纷通常依靠国际仲裁解决，但这一机制在解决“一带一路”投资争端方面存在较大困难。作为服务“一带一路”桥头堡的上海，拥有丰富的仲裁专业资源，应充分发挥上海优势，设立专门的“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同样聚焦于争议解决中心，民革广东省委会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提出设立一个综合性、多元化，并且具有一定政策支持的粤港澳大湾区争议解决中心，以解决大湾区不同法域间的商事纠纷。“大湾区涉及港澳经贸商事往来密切，相伴出现的商事纠纷也比较频繁。”民革广东省委会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为大湾区经济合作的法律保障带来挑战。为此，应设立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争议解决中心，提供多元化、跨境法律保障。

　　今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两份涉及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文件：《关于支持和保障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的意见》《关于支持和保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意见》，其中均提到了建设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等内容。受访者表示，在不远的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建设将迎来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建立有效机制提高仲裁公信力

　　“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公信力直接影响仲裁的公信力。”民盟中央常委、广西区委会主委刘慕仁直言，仲裁法的修订应当加强对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监督，建立有效约束机制，从制度上促进仲裁公平公正，更好发挥仲裁作用，提高仲裁公信力。他建议，强化仲裁员披露义务、完善仲裁员准入和退出管理及加强行业监督，如在全行业建立黑名单和信用惩戒制度，建立投诉处理机制、行业惩戒规则和仲裁机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等。

　　“仲裁员的整体素质往往象征着该机构的仲裁水平。”民革广东省委会副主委熊水龙同样认为，仲裁员的中立性、公正性及业务能力对合理公正解决争议有着决定性影响。

　　“实践中，仲裁员执业能力不足导致造价鉴定被滥用的现象较普遍，造成资源浪费。一些仲裁员对合同解读、事实认定的水平不够，甚至被代理律师误导，导致裁决不公，影响仲裁公信力。”张水波为此建议，仲裁员任职资格增加“有一定的从事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增加仲裁机构建立仲裁员年度持续学习制度、仲裁员履职绩效评价制度的规定；要求仲裁机构对独任仲裁员、首席仲裁员、涉外仲裁员建立单独名册，提出比一般仲裁员更高的资格要求；制定一套较统一的仲裁员职业道德规范，完善仲裁行业组织关于仲裁员职业道德的纪律惩戒制度。（秦雪邱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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