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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成功没有偶然”，普通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影响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全世界命运的大人物了。不过，历史也常常会开一些玩笑，例如1969年的利比亚。

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不少国家直接倒向了西方，对美英等国言听计从，这种情况在中东地区尤甚。当时，西方国家仍试图维持摇摇欲坠的殖民体系，这与中东、北非一带日益崛起的独立意识形成尖锐冲突。这一阶段，在若干民族情绪的驱动下，“泛阿拉伯主义”渐渐形成，各阿拉伯国家抱团取暖，组建一个统一而强大国家的呼声也空前高涨。

1952年7月23日，埃及“自由军官运动”领袖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发起“七月革命”，推翻苏丹法鲁克一世并自任埃及总统。要知道，在阿拉伯世界，埃及的地位相当于红色阵营中的苏联。“老大哥”改旗易帜一事对小弟们的影响十分之大，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其中一部分国家后来的命运。就在同一时间，新建立的犹太国以色列正以暴力手段驱逐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在理想与民族冲突的双重趋势下，利比亚的一群年轻军官也迫切希望通过一场激进的革命，推翻腐朽的伊德里斯王朝，重建一个生机蓬勃的国家。

这个过程中，这场“喜剧”的主角，我们所熟知的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上尉就此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前沿。

那会儿的卡扎菲还是个挺不错的上进小伙，时年仅27岁的他领导着由12名骨干成员组成的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励志要先在利比亚建立强大政权，然后穷尽一生来统一阿拉伯世界，将泛阿拉伯主义变成现实。在谋划了许久之后，卡扎菲和同僚们决定动手；他们的计划冒险而简单——想方设法占领利比亚国家电视台，借此向国民宣布他们掌握了政权。

1969年9月1日，做了一番充分准备后，卡扎菲按计划同战友们汇合。不巧的是，还没走多久，有人拦住了这名低级军官，要求他帮忙修车……卡扎菲费了半天劲儿才脱身，但这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名叫米海什的心腹也按计划搭乘飞机前往的黎波里，准备接管塔尔霍纳兵营。米海什的旅程显然要比上司曲折很多：到达机场后，他发现飞机票卖光了；好不容易抵达的黎波里，他在转车时又不小心把武器丢在了车上……

对于一场政变来说，计划出现脱节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而由于缺乏沟通，另一边的卡扎菲对此毫无察觉。他同大部队汇合后，发现600余人的队伍所携带的子弹加起来居然还不到1100发——平均算下来，每人打两下手枪就弹尽粮绝了。无奈之下，大部队只能先想办法解决武装问题，随后，他们分乘车辆浩浩荡荡地赶往国家电视台。

卡扎菲坐在车队的第一辆车上，当抵达电视台时，正准备一呼百应地冲锋呢，转头一看，身后居然一个战友也没有。原来在经过一个岔路口时，车队居然跟丢了。战友们发现迷路后，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绕了一圈，最后郁闷地班师回营了……

话说卡扎菲在电视台大门前左等右等都不见人，这个铁血青年非但没怂，反而一咬牙冲了上去。恐怕大伙儿都以为接下来将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对峙吧？恰恰相反，当时的气氛无比尴尬——警卫们看到进门的是个上尉，当即就懒得再多看一眼了。事实证明，有时候身份低微貌似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有趣的是，根据资料：当卡扎菲掏出枪指向电视台工作人员时，对方甚至都没有表露出多少惊讶。卡扎菲向他们说明来意，声称要推翻当局，对方居然十分淡定地说他们愿意投降，配合卡扎菲一块搞政变。当卡扎菲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利比亚改旗易帜时，伊德里斯王朝的国王伊德里斯一世正远在土耳其，老国王的侄子、王国王储哈桑·里达·塞努西正在王宫中烂醉如泥。结果，这对叔侄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丢掉了国家，而卡扎菲则同样稀里糊涂地建立了新政权。

那会儿，年轻的卡扎菲上尉看上去瘦弱单纯，笑起来开朗天真甚至还有些羞涩，与日后那位政治强人简直判若两人。卡扎菲推翻了腐朽不堪的旧王朝，巨大的声望直接把他推到了最前台，成了新的掌权者。从某个角度来说，卡扎菲确实为利比亚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他最终却也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模样。这些我们暂且不谈，回看其“九月政变”的“喜剧”：军队没有控制住，战友们一个二个全跑丢了，闹了半天，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将政变进行到底，也的确是个狠人了。

试想，如果在整个过程中，哪怕有一个警卫表示怀疑，对他开了一枪，恐怕利比亚的命运又是另一番模样了。表面上看，卡扎菲的成功充满了偶然，甚至充满了喜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原因也不难理解——正所谓“失道寡助”，旧王朝已经民心尽失，百姓恨不得看着它覆灭；在自由军官们搞政变之前，伊德里斯王朝已经死了，卡扎菲只不过是在僵死的躯壳上补了一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