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关键词｜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2021年1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首次指出“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将其明确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综观《决定》全文，共有35处提及“开放”，这不仅诠释了开放之于当代中国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作用和突出价值，也为我们深入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提供了重要视角，即从何种维度理解把握“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这一重要论断。

一、高水平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虽然中西方理论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存在着诸多分歧，但“现代化代表多方位进步”“现代化离不开全球化”“全球化必然需要开放”等观点却得到中西方的共同体认。一方面，西方现代化得以早发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打破地域藩篱、开拓世界市场，因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需要更加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以融入全球化体系，在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和良性竞争中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升现代化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翻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这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决定》指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不仅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主动，也显示出坚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

二、制度型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制度型开放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开放的新表述，强调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在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对标对表国际通行规则，进而实现制度创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延续了这一战略举措，并在此基础上依据国内国际发展新变化进行了深化拓展，细分为两大进路。一方面，从中国对外开放的对象选择来看，不仅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多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更加积极稳健地融入发达国家的贸易发展体系，还要“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寻求对外开放的最大公约数与最强凝聚力，发挥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作用；另一方面，从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场域来看，不仅要从理念、制度、物质等层面提供公共产品以优化升级已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国际贸易关系民主化进程，还要“扩大自主开放”“优化开放合作环境”，主动打造“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为全球贸易合作提供更多的实践场域与现实接口。总之，中国的制度型对外开放不仅要更为主动地走出去，也要更有诚意地引进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创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三、共享型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彰显

《决定》开列5条细则具体阐释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机制体制，构成了市场共通、区域贯通、规则融通、合作联通、命运相通的对外开放布局，表明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引领理念、具体战略、实践措施等维度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也将进一步推动历史性变革向历史性成就转变，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决心与追求。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名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向世界讲述了中国对于人类文明走向的新判断，宣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诞生。并且中国由理念走向实践，于同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寻求各方合作的交接点、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十余年来，中国坚持践行自主开放和对接开放相结合的路径，与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合作文件，一大批惠及多边成员的民生、发展、安全等项目顺利开展。实践证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切实可行的、能够惠及参与成员的、真正践行合作共赢的机制体制。当然，由于“一带一路”涉及成员多、辐射领域广，其运行过程中的个别环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完善之处，因此，《决定》提出从多角度发力，继续“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当前，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国际产业分工在新科技浪潮中发生了深刻变革，霸权主义持续加剧，这对中国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机制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既要凝心聚力、保持战略定力与历史耐心，也要居安思危、坚持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随时防范化解对外开放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让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更加闪耀。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复旦大学联合培养师资博士后，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