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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4日，贵阳市金阳新区世纪城楼盘。

2012年12月12日，在贵阳钢厂一空地上，贵阳警方公开销毁一批电子赌博机。

2010年10月28日，贵阳拆迁的旧楼还有部分孤零零地耸立着。贵阳市计划用300亿实施改造该市彭家湾居民区，开辟了最大规模的拆迁。

一个三线城市的财富之痛

一线城市是黄金，二线城市是白银，三线城市是青铜。

印象中的“青铜”之城，往往有一张天然、未被整容的原始面孔，以及一副封闭、未被开化的金融神经。

但时代改变一切。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狂飙突进的利与弊、得与失集中涌现，城市生活的浮沉、城市价值的臧否、城市人与财富的关系，都亟需一场彻底的“再平衡”。

贵阳，就是最为典型的样本之一。

贵城之“贵”，名副其实。没有人会想到，这个经济发展程度在全国排名较低的城市，却被冠以“小香港”之称。问及缘由，商场里任何一个销售员妹妹都会自豪地告诉你：因为我们的消费高啊！

原来的村里人，大都昨日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作，今日就华丽转身变成都市富翁——住在国家给予的安置房内，享受着沉甸甸的征地补偿金，开始由“城中村”向“城中新城”转变的新生活。巨额财富突如其来，他们不知所措。

城里的老居民，“最好的理财方式就是消费。”看似精彩的都市生活，却没有给他们带来一个开阔的投资天地。受制于金融信息滞后、金融机构服务缺失等重重障碍，处于城市中心的居民们，把理财观念牢牢锁在一个匣子里，财富“进不去”也“出不来”。

或挥霍、或藏捂，“落后的财富”变成了一桩“贵”城“ ”事，也折射出青铜之城在时代洪流中的尴尬与躁动。

众多的中国三线城市里，一直缺失一种氛围，一种在一、二线城市里愈发浓郁的金融氛围。

这样的空白在今天显得巨大又可怕。

没有多样的理财渠道，没有高端的金融人才，甚至没有像样的金融机构。在那些被时代渲染的青铜之城，鲜有人懂得什么是新股上市、对冲基金、券商资管、阳光私募……

面对财富，他们不知所措。除了快速透支“二次返贫”，或者干脆做个“葛朗台”，金钱好像没有其他的出路。

近日，上证报记者以有“内地小香港”之称的贵州贵阳市为样本，深入调查，试图揭示一个三线城市的财富之痛。

暴富→返贫

恶性的怪圈

一座不起眼的山头，一个被弃置的厂房，门口站着两位青年男子，进入厂房的人需经他们验证后才能入内。厂房内，似乎正在进行着神秘的“交易”。这所谓“交易”便是农户的私下聚众赌博。贵阳一位执法人员向记者展示了其日前破获的一宗农村聚众赌博案件的现场图。

“那两位男子是放哨的吗？”记者问。

“他俩的工作主要是最后核实赌客的身份。真正放哨的伙计一般站在地势的高处观望周围情况，庄家同时还会派专人在公安机关附近望风，以求双保险。此外，为逃避打击，防止消息外泄，庄家规定涉赌团体的赌客必须经由运送专员送达厂房所在的山村，再转乘摩托车经乡村公路上行3、4公里，最后步行数百米上山才能到达赌场。”该执法人员向记者透露。

目前农村赌博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工严密，管理运作模式相对固定，团伙成员相互之间密切配合。赌博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互联网上开设的“百家乐”、“赌球”、“梭哈”和“轮盘赌”等项目在部分乡镇十分常见。

而从近年查处的农村赌博案件来看，涉案赌资少则几万元，多则数百万元不等。赌注也由几元、几十元逐渐上升到几百元、几千元，有的甚至达数百万元。2013年查处的贵阳白云区“2·18”赌博案中，当场收缴的赌注就达40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堂子”仅开设10多天，赌场抽头渔利就达110余万元。

在普遍人的印象里，农民以耕地为生，挣钱辛苦，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户，更是难以和“富”挂钩。上百万的赌额则令人不解，到底是何因素为这些农户提供了经济支持？

据当地执法部门介绍，参赌人员以征地搬迁获得补偿的农户为主，其因获得了巨额的政府补贴，赌博的恶性毒瘤开始滋生。在当地破获的多起农户聚众赌博案中，该类型农户占参赌人员的60%以上。

一位获得征地补偿的年轻人就豪言：“明日拿到钱，后日就去澳门。只要懂得押大小，依然能够玩转赌场。”

另一位村民则表示：“哪用去什么澳门，荒郊野地砍几根木棒支起一个帐篷，摆上三个木制筛子就可以建成一个赌博堂子。押大小、猜图案，简单又方便，随时可以组局。”

可惜的是，简单又方便的金钱游戏，并未让农户们获得最后的胜利，反而令征地补偿成为赌注的筹码一去不复返，甚至还令部分农户背上了高额的负债。一位农户就因赌博，失去了其所有的征地补偿和家中的房子。

赌博，使得一夜暴富化为乌有；返贫，成为他们后半生的主旋律。

补偿→挥霍

流水的财富

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获得征地补偿后一夜暴富的农户不在少数。不过，能有效令这笔财富延续升值的农户数量却寥寥无几。

不仅是赌博，大额补偿金到了农户手里，有的瞬间变成了宝马轿车，有的变成了金银珠宝，还有的成了过度消费的资本。因缺乏合理支配资金的规划，巨额财富快速缩水，令一些农户陷入了“二次返贫”的危机。

以贵阳为例，近几年，贵阳市内正在进行“城中村”改造，其区域包括水口寺片区、彭家湾——五里冲片区、龙洞堡片区以及乌当片区等。以贵阳市征地补偿12万元/亩为标准，上述区域内，农户最低获得征地补偿款和安置过渡补贴约50万元，最高补偿金额则达500万元。拿着沉甸甸的征地补偿金，住在政府安排的新居，突如其来的幸福令部分农户开始尝试以前未触及的生活。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彭家湾片区改造项目中，一位农户在获得近200万的拆迁补偿后，第二天便购置了一台价值60万的宝马轿车。从新衣到新房，该农户用了大量资金置新，以求享受“有钱人”的生活。

“昨日还在开拖拉机，今日却开上了宝马，上班时车子就停放在马路旁边。开着象征财富与地位的高档轿车，却干着最为基层普通的工作，但这样的现象时常发生。”

然而，随着用车成本的不断提高，该农户几乎要用全数的工资支付养车费用。加上自身缺乏财富控制的能力，不到一年该农户便将车变卖。

有人喜欢豪车，有人则偏爱金银珠宝。在国际金价告别牛市行情的大背景下，许多拆迁户却也成为“中国大妈”的一员，敢抢敢拼，买起黄金绝不手软。

上述改造区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项目负责人称，据他了解，农户在获得征地补偿后，除了添置正常的衣物外，购买最多的便是黄金。

在许多农户的思维概念里，金子握在手中比现金更踏实，买几块金条几个金元宝，还能如同“传家宝”般传给下一代。因此，农户消费的并非金饰品的设计创意，他们的关注点只在原材料本身，即越是重量大的黄金越受青睐，越粗的金链他们越愿意佩戴。

“我就喜欢带着大金链，拿着大iphone，去娱乐场所开开眼界。晚上在那里掷掷飞镖，喝喝酒，唱唱歌，这样的生活太舒服了。”一位在政府征地中获得了100逾万元的农户这样说。

消费→消费

停滞的观念

部分农户因胡乱消费，大肆挥霍，已处于重返贫困的边缘。另一些农户则成为守财奴，将“钱袋”稳稳放入了银行保险箱，依靠银行定存利息增加收入来源。无论是前者或后者，其共同点均是缺乏财富规划的能力，以及资产增值保值的意识。

在贵阳这个三线城市，缺乏理财投资意识的不仅是农户，还包括了数以万计的城市居民。

贵阳，虽然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远不及沿海城市，但却被冠于了内地“小香港”之称。之所以有该称号，主要归因于这个全国GDP较低省份的省会城市，其消费水平却排到了全国前列。

贵阳市的消费水平高，不是由于居民工资高，也非因为物价低，而是在于居民爱消费。一杯奶茶24元，一碗街边牛肉粉15元，大家依然捧场。

王女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贵阳人，其与丈夫均在国企工作，两人育有一女，家庭月收入一万五左右，无房贷。谈及每月的家庭支出，王女士称，去掉女儿的学杂费，日常消费近万元。而组成这家庭支出的内容则是日常生活开销、购物、朋友聚餐和打麻将。

“贵阳的房价不算高，没有房贷的压力，每月手上的闲钱较为充裕。物价不断上涨，与其将工资存银行等其贬值，不如将其花掉，最好的理财方式就是消费。”王女士表示。

实际上，在贵阳买房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50万就能够在市区买到一房两厅的户型。因此，居民存钱的压力并不大。

夜晚的贵阳街头，每家餐厅都几乎门庭若市。工资高的在酒楼吃饭，工资低的则可以选择路边小馆，哪怕是路边摊也好不热闹。晚饭后，几个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打打麻将，生活格外惬意。

据记者调查，王女士的生活方式并非特例，“不存钱、理财少”在贵阳属普遍现象。不过，记者发现，居民缺乏理财意识和投资思维，主要在于城市的金融气息不浓郁，且机构的服务意识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