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蛙

一张洋面孔下能藏有多么精彩的中国故事，你大概永远都猜不到。

就像这位老头：

一口地道的“京片子”，爱穿咱熟悉的劳动服，胸口别着的钢笔，味儿超正。

● 柯马凯

他没事就爱在老胡同里溜达，看看历史的痕迹被保护得怎么样啊，跟街坊邻居唠唠嗑逗逗鸟啊，这些都让他很得意。

他一直以“老北京”自居，你可能不知道，北京很多饭店里的菜谱、菜名，都是他翻译成英文的，什么驴打滚啊、宫保鸡丁......这样好让外国人点菜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来是什么。

可别质疑这位老外对中国的了解程度。

就拿交通工具来说吧，他从黄包车、三轮车、自行车、公交车，一直坐到如今的私家车。

他的成长，踩中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每一个节点。

这位老先生，名叫柯马凯（Michael Crook），不折不扣的“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

而他的中国故事，要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太姥姥一代讲起。

如今，柯马凯的孙辈都已经能蹦蹦跳跳地打酱油，掐指一算，整整六代人都在中国扎根了。

这，是一段长达百年的奇妙情缘。

● 柯马凯全家福

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正是这一年，柯马凯的姥爷饶和美（HomerG. Brown）和姥姥饶珍芳（Muriel J. Hockey）先后从加拿大来到成都。

那个时候，涌向中国的大约是两种人，一种是亡命之徒，商人、冒险家、赌棍等等，他们在本土混得不好，到这里摇身一变，能成为了不起的人物。

另一种是理想主义者，为了宣传基督教，誓要“到地球上福音未至的巨大空白之地去”！

他的姥姥和姥爷，便是后者。

他们都毕业于多伦多大学，拥有着当时中国大地上少有的现代思想。

为了将自己的理念传播出去，夫妻俩在陋室里苦学中文，更让他们头疼的是，那时候的普通话还没有推广，复杂的方言把他们整得云里雾里。

● 柯马凯的姥爷饶和美、姥姥饶珍芳

然而，年轻人最不缺的就是干劲，他们不仅克服了语言的难关，姥爷还当上了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的系主任。

姥姥更是先后创建了蒙特梭利幼儿园、弟维小学，最难得的是，她看到了那些可怜的残疾孩子，于是创办了成都第一所盲聋哑学校（今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

姥姥说：“维克多·雨果只写了一部《悲惨世界》，而盲聋哑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都有一部他们自己的《悲惨世界》！”

彼时的中国条件很差，太姥姥因为不放心女儿，索性也来到成都，从此就留在了这里教书，一干就是几十年，直至老去。

1915年12月15日，姥姥饶珍芳顺利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娃儿，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 童年伊莎白

彼时，正是腊梅次第开放的时节，于是，小女娃便有了个素净的名字——饶素梅。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绝对绕不开的名字。

只是，相较于“饶素梅”，她的英文名更广为人知——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

● 伊莎白（中）一家

出生的那一刻没人知道，34年后的1949年，她将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亲眼见证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而在104年后的2019年，她将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这是后话了。

不同于父母那一代，伊莎白自出生就是个“老成都”，她在这里生活、学习，活活泼泼地长大了。

● 伊莎白

1932年，伊莎白远赴加拿大，进入了爸妈的母校多伦多大学攻读儿童心理学，本科后的硕士课程，她选择了最喜欢的社会人类学——这也为她后来在中国的事业打下了知识基础。

1938年，抗日战争打得非常艰苦，伊莎白放弃了加拿大优越的生活，回到了战火中的成都，于她来说，她不能置故乡于不顾。

回到成都后的伊莎白，开始将所学知识用于实践，在教会的资助下，她开始进行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考察。

● 伊莎白与父亲饶和美、母亲饶珍芳合影

活动的头五个月，她与同伴们握着打狗棍，对一千多户人家进行了地毯式的调查，一路充满艰险。

正是在此过程中，她对中国的穷苦百姓有了刻骨的认知。

这段历经，成就了后来的社会学著作《兴隆场》，至今，它仍是研究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 《兴隆场》为中国人类学的先驱之作

就在伊莎白重回成都的1938年，英国的一位热血青年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也来到了中国。

一年之前，柯鲁克和国际纵队的战士们越过法国边境，进入西班牙。

● 伊莎白与大卫·柯鲁克（左）合影

他是个犹太人，恨透了希特勒的法西斯政策，誓要跟全世界的无产者一起，奋战到底。

在西班牙的战场上，他与白求恩成为了好朋友，后来，白求恩加入了共产党，这对柯鲁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被英国伦敦的一家公司出版，此书一经问世，轰动了西方世界。

柯鲁克手捧着书，深深地陷了进去，当读到长征等故事时，他更是心跳加速，手心出汗。

就这样，他满怀着斗志来到中国，一踏进这片土地，他就爱上了这里，同时，他还爱上了跟他一样意气风发的女孩——伊莎白。

这段战火中的爱情惊险又动人，万幸的是，他们实现了童话中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他们，就是柯马凯的父母。

● 年轻的伊莎白与柯鲁克

1951年，柯马凯在北京出生了，他是兄弟仨里面的老二。

彼时的伊莎白和柯鲁克受党的委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学。

新中国刚成立，急需要懂英语的外交人才从事外交工作，夫妻俩就义不容辞地扛起了这项任务，咱们最早的大学英语教材，就是由他们参与编写的。

● 伊莎白与柯鲁克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那时候的中国一穷二白，老师备课用的是黄草纸，学生们没有课桌，一人带一个小马扎就开始上课，宿舍里能睡上硬板床就已是不得了的待遇。

柯鲁克夫妇也跟大家一样，在食堂吃野菜，打榆树叶做蒸糕，1956年时，夫妻俩被教育部授予专家身份，并为他们提高工资，但夫妻俩拒绝了，他们不爱搞特殊化，说这样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

可见柯马凯兄弟几个，小时候的条件并不好，住着筒子楼，吃着大锅饭，家里没热水，洗澡只能去澡堂。

在学习上，父母都很忙，管不着他们，好在哥几个的成绩都还不错。

小学六年级时，柯马凯在作文里就懂得引用毛主席语录，还获得了老师的当众表扬。

唯一拖后腿的，偏偏是英语，兄弟仨一口的京片子。

1957年，柯鲁克夫妇带着孩子们回加拿大和英国探亲，漫长的旅途中，伊莎白顾不上休息，抓紧时间给三个儿子恶补英语。

后来的柯鲁克调侃：“伊莎白必须为儿子们语言教育上的缺陷担负一定的责任！”

● 童年柯马凯

那是柯马凯第一次离开中国，对6岁的他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国”，然而他的感受却不如想象中兴奋，他至今记得，走在大街上时，总会指着一些人跟父亲说：“这人是特务吧？那是帝国主义的吧？”

小小的年纪，防范意识超强，一出国就觉得好多人都是坏人。

1960年时，柯鲁克夫妇收到了英国百年老校利兹大学的聘请函，邀请他们去执教，那里有着丰厚的薪酬、富裕的生活、年年有机会周游世界、孩子们的教育也不成问题。

但夫妇俩还是做出了重要的决定：“我们必须留在中国！”

● 伊莎白带着孩子们爬长城，后排中间是柯马凯

彼时的中国陷入了艰难的境地，与苏联的关系非常紧绷，物质条件甚至不如建国初期。

依旧坚守着教育岗位的夫妻俩满心希望着局势变好，但现实却越发混乱了。

而彼时正在北大附中读书的柯马凯，也跟着一帮同学投入了进去，一有时间就蹬着自行车到处去看大字报，特关心国家大事。

在学校里，他们比家庭出身，论资排辈，孩子们啥也不懂，只觉得热闹。

1966年，柯鲁克一家再次回加拿大和英国探亲，此时的局势已经不容乐观了，但他们还是只做了短暂的停留，便返回中国。

不久之后，柯鲁克就被指控为“英帝国主义派来的间谍”，继而被扭送到了拘留所，1968年5月，他被关进了监狱，入狱时，他戴在手上的婚戒都被收走了，那是他们在贫苦环境下的爱情的见证。

● 柯鲁克与伊莎白

那时的柯马凯已经中学毕业，他去到北京第二机床厂劳动锻炼，经常上着大夜班，挺苦的。

在那待了一两个月，他又独自一人去到光华木材厂，父亲出事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干活。

柯鲁克入狱之后，伊莎白也进了“学习班”，那是在北外的老图书馆里，每天有看守监视着，整整三年，完全没有自由。

眼见父母被冤枉，柯马凯能跑的地方都跑了，材料递了一次又一次，但没有一次管用。

柯马凯渐渐失望了，那时候他才20出头，他想离开中国，去上大学，去过正常的人生，可是他无能为力。

日子一天天过去，1972年，母亲重获自由，1973年，父亲出狱。

那年的3月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受到错误对待的外国朋友，走到柯鲁克一家的圆桌旁时，总理满是歉意：“柯鲁克同志，你受苦了！祝贺你们全家团聚了。你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好同志、好朋友，我向你们道歉！”

然后他转身跟柯马凯三兄弟说：“我知道，你们想出国上大学。好啊，你们回去上大学，学完了还要回来嘛，这是你们的第二故乡嘛！”

● 柯马凯一家

柯马凯心中五味杂陈。

很快，出国签证就批下来了，国家还给了哥仨每人一千美金。

那时候的柯马凯心中有气，他暗自发誓，这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然而五年之后，读完本科的柯马凯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中国。

正如当年总理对他说的，这里是你的故乡嘛，叫人如何割舍？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从真正意义上开始好起来。

那个时候，有条件的人都琢磨着出国，柯马凯却回来了。

他在伦敦大学读的是物理专业，但回到中国后，朋友们都说：“嗨，中国的物理人才有的是，不缺你一个，你就教英语吧。”

柯马凯一寻思，出国的人这么多，外语的确是最要紧的事，那就开始教外语吧！

就这样，他一头扎进了教育行业，就跟他的祖辈们一样。

之后的多年里，虽然他去过美国，去过加拿大，但他所从事的依然是教育，教授的内容也都是汉语和中国文化。

而无论离开多少次，他总是会回到北京，用他的话说，北京就是有一种奇妙的吸引力。

转眼间的90年代，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许多外国人一下子涌入中国，但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却很棘手，这些小朋友对中国的学校很不适应。

北京的几个外国朋友一合计，说咱干脆办个学校吧，柯马凯很快就应了——办学校这事儿，妥妥是他家祖传的技能了。

1994年9月1日，京西学校成立了，它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公益为基准。

● 北京京西学校

作为北京最早的那批国际学校，柯马凯意识到，他们在办学理念上必须肩负起开拓者的重任——不能把西方的模式生搬硬套过来，而是要中西结合。

经过了多年的探索，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大家庭，师生员工来自五十多个国家，年级涵盖了学前、小学、初中、高中。

孩子们不仅能学习书本知识，课外活动也十分有趣，中秋节一起做月饼，春节的时候搞庙会、写春联、剪窗花，氛围特浓。

逢上天气好，柯马凯还会组织学生们去密云、怀柔的农村，让孩子们学着编笤帚、贴饼子，晚上一起睡大炕。

理想主义燃烧了30年，柯马凯的理念始终未变：无论这些孩子来华一两年也好，十年八年也好，他都希望孩子们终生都会留恋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经历，爱上中国，跟中国人民交上朋友。

而在柯马凯努力耕耘的同时，他的父母也一直奔走在自己的轨道上，到边疆义务讲学、走访基层农村、建立“伊柯基金”资助贫困学生......直到退休后，夫妻俩依旧忙忙碌碌。

● 柯鲁克夫妇在新疆义务讲学

2000年，柯鲁克走了，享年90岁，至今他的铜像依旧矗立在北外，伊莎白常带着孩子们去看望他。

● 柯马凯和母亲伊莎白在父亲的铜像前

2023年，伊莎白在北京辞世，享年108岁，共和国的历史里，永远记着她。

夫妇俩生前都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这也会成为家族传统一直沿袭下去。

如今，柯马凯也已70多岁，虽已退休，但难得休息。

北京市外办请他帮助改善北京的外语语言环境，他一口答应；国家的脱贫攻坚工作，他积极参加。

为了强健体魄，他每年大冬天的，还坚持冬泳。

女儿文杨兰现也在北京从事幼教工作，闲暇时间里，老头还得帮忙带孙女儿。

掐指一算，人生竟有50年都待在中国，柯马凯感慨万千。

有生之年还想做点有意义的事？

柯马凯说，那就只能在北京了，一直到老。

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柯马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当被问及过去的百年里中国最大的变化时，柯马凯幽默地回应 ：

“我只有70岁，所以我自己无法回顾过去100年，但，我的母亲已经100多岁了，根据她告诉我的情况来看，上个世纪中国最大的变化是——和平取代了战争。”

从太姥姥那一代人来到中国，这片土地一直被战争困扰着，列强横行、军阀混战，人民水深火热。

但中国共产党，给人民带来了和平。

也因为和平，短短几十年，中国从“东亚病夫”变成了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即便是最贫困的地区，人民也告别了挖野菜充饥的日子。

退休后的伊莎白，过上了超级富足的生活，家里一直能收到全国各地送来的土特产，腊肉、花椒、苹果、脐橙……吃都吃不完。

要知道，好些地方都是当年的荒凉之地啊。

柯马凯见母亲高兴，握着她的手说：“老妈，这100多年，你很快乐啊！”

伊莎白连连点头：“是啊是啊，我想，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生在了中国！”

柯马凯知道，这也是一家人共同的心声。文/柳嘟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