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吕德文：置业观、消费观的变化是城镇化的侧写丨九派访谈扮演小平同志的特型演员卢奇，出生于军人家庭，卓琳见了他都说像

吕德文：最近十年的城镇化，主力就是80后新生代农民工。最近十年之所以有“小镇青年”这个概念是因为小城镇发展很快，尤其是县城，房地产都跟着发展起来了，消费的主力、买房的主力，就是新生代农民工，而买房的资金支持大多来自他们的父母。在城里有一套房，已经成了很大一部分农村地区找媳妇的“明规则”和“必选项”，要是城里面没房，基本就娶不到老婆。但是放在十年前，城里有套房，还可以说明家庭条件不错，是个“加分项”。

九派访谈：前不久很多地方出台政策，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例如推行房票安置、发放购房补贴等等，有些农民群体的顾虑是担心进城买了房之后，以后想回村也不去了，您如何看待他们这个“进”和“退”的顾虑？

吕德文：从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上来说，乡村的田和地都是留着的，回村是没问题的。进城和回村，“进可攻、退可守”的这种模式，制度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客观上来讲，现在实际是“只能进、不能退”，对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小镇青年来说，退回去从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人生失败，因为现在村庄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社会生活服务，它的功能已经不全了，回去可能连社会交往都没有了，连过一个日常的生活可能都没办法过，那只能是回去“隐居”，不能算是一个“社会人”了。这也是为什么小镇青年的“回乡”，只能回到小城镇而不能回到村子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过去，一个在城市闯荡的“失败者”回到村子里去还是能活得很舒服，而今天这样的人回到村子里去是生活不下去的，所以只能到零工市场这样的地方去。

九派访谈：您有文章提到，其实小镇青年有两种消费风格，一种是消费主义的，一种是消遣主义的，这两种不同的消费风格背后是怎样的因素在起作用呢？

吕德文：其实这种划分，不只适用于小镇青年，对于都市青年也是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人，不同的阶段或者不同的方面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消费风格，比如一个人在结婚之前，看到一个名牌手机，不管有没有能力他都要买，他就是受到那种符号和文化的影响；而结婚之后，可能就变得精打细算，有能力就消费，没能力就不追求那么“炫”，就有点消遣主义那种味道了。

不过现在的人，不管什么消费风格，也做不到像他们父辈那样的节俭、苛求自己的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比如第一代农民工，在城里打工，他们吃的、住的都很差，拼命赚钱然后把钱攒回去，对消费非常克制，基本上就不花钱，就像“苦行僧”。而新生代农民工，也是在城里面打工，但他们就不会去过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就算不存钱，他们也会去保证吃得好、穿得好，不一定是追求那种很“炫”的东西，但肯定是不会委屈自己。像这样，再进一步可能就会变成“消费主义”，不单单是不委屈自己，而是各方面都要“更好”。

消费特点不仅和代际特点有关，也和年龄、个人成长有关，随着年龄增长，有些人就是觉得家庭生活更舒适，有些东西他就不追求了、也不感兴趣了，再“炫”的东西已经不欣赏了，反而是“返璞归真”了，自然而然就觉得陪小孩玩一玩、跟老婆散散步等等这些是更值得自己去付出的地方。

总体来说，小镇青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的稳定，通常都会从消费主义转变成消遣主义。

九派访谈：现在的人再怎么“理性”和“节俭”，也都不会回到他们父辈那样的苦行僧式生活了，这是不是就代表一种观念的转变呢？

吕德文：这既是物质的变化也是观念的变化。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是全面小康了，生存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没有必要“苦行僧”，而过去是因为生存资源非常有限，需要克制和积攒去应对未来不确定的风险。现在的农民无论是自己的收入还是来自国家的保障，都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不会有那种“活不下去”的风险意识，这种风险也已经不存在了。

观念的变化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是完全没问题的。

【来源：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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