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新闻网2024年10月13日发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马珺认为，财税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就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从而就要求有什么样的财税体制与之对应。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财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十余年来，财税体制各项改革任务取得显著成效，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基本确立。税收制度更加科学，持续减税降费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支持；财政支出结构更加合理。在财政支持下，我国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新时代新征程，财政要进一步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就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现代财政制度。要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只有拥有一个法治化、强大且安全的现代财政制度，才能充分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速进行。要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税体制改革应服务于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财税制度安排应充分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摘编自《光明日报》

【刘艳：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刘艳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不能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手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非一日之寒，从根子上减轻基层负担必须充分发挥制度机制的引导和保障作用。首先要明确基层治理权责划分。基层治理涵盖面广、千头万绪，既有涉及国计民生的家国大事，也有关系柴米油盐的民生实事。为基层减负，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运用制度手段进一步明确基层治理权责，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为基层干部干事创业明确方向重点、增强底气动力。其次要优化基层干部考核管理。切实、长效为基层减负，必须以考准考精考实为出发点，深入推进基层干部考核管理规范化，通过优化精简考核体系、指标和方式，重点解决考核体系设计繁琐、指标设置过细过碎等问题，推动单一考“材料”、查“痕迹”向重点考成效、看“潜绩”转变，切实把基层干部从繁复考核中解脱出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上来。同时，要着力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坚持规划统筹、集约高效、便民减负、安全可靠的原则，着力加强对政务应用程序、政务公众账号和工作群组等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通过数字赋能实现制度创新、流程再造，建设完善高效集成的政务平台，扩大数字政务应用场景，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让广大基层干部卸下指尖的包袱、常挂鞋底的泥土，深入群众解民忧、办实事。

摘编自《人民日报》

【郭春丽：深入推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春丽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可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无形之手”充分施展、政府“有形之手”有为善为，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市场有效运行和政府有为善为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和高效能的宏观治理。要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重点，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营主体竞争更加公平、市场体系更加统一、市场制度更加高效、政府治理更加协同。

摘编自《经济日报》

【乔清举：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副主任、教授乔清举认为，河流构成中华民族对于民族之根和哲学思维的原始向往与执着追求。作为人工开凿的河流，大运河自北向南纵贯了中国的版图，突破了河流流域对人类活动的约束与限制。可以认为，人类的文化创造了大运河的河道，而河流又塑造了独特的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第一，历代人踵事增华，使得运河流淌不绝，至今仍然发挥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用，表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第二，大运河被创造出来，是开辟的自然，表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第三，大运河跨流域的联络与联通，表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不同地区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中华文化，产生了文化的主体性。第四，大运河对吴、越、齐、楚、鲁等不同文化区域的联络，表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第五，大运河在历史上是不同地区人文、物产交流交通要道，表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总体而言，大运河是历史的创造又创造着历史，是文明的产物又丰富着文明，是文化主体性的表现又巩固着文化主体性，是人的实践本质的表现又提升着人的实践本质。

摘编自《新华日报》

（光明网记者刘梦甜整理）